Something Are Not Really so Contradictory – about Ye Dehui's Death 一些事其实不那么矛盾：看叶德辉之死

Something Are Not Really so Contradictory

 – about Ye Dehui's Death

一些事其实不那么矛盾：看叶德辉之死

羽离子撰 by Yulizi 

 叶德辉怎么死的？旧说是1927年4月被长沙的农民协会捕杀的，例如胡适在1931年写的白话打油诗说：“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一些今人著作中的说法也很类同。在具体情节上则有点差异，例如：其外甥女说叶德辉被捕时正在洗脚，而其侄孙说来家的农协会员最后是在天井中倒覆的水缸里发现叶德辉的；至于送命的方式，有的说他是被用梭镖戳死，有的说他是被用枪打死。

 对于究竟是谁抓杀了他的，这些年来则更有新说，例如虽年轻但研究已颇深的谭伯牛君在2007年3月的《南方周末》上发表《叶德辉之死真相:毛泽东曾说杀他不妥当》一文而称“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

  

（郋园是叶德辉的号）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文献学家沈津先生于2008年写《也说叶德辉之死》一文，谓：“我就知道了写葉德輝死因的是譚伯牛先生，文章写得很好，有理、有据，分析得头头是道。”   

如一些史家所知所引，叶德辉长子叶启倬（字尚农）致其父之友日人松崎柔甫的信中有记：“今将先父遇难被害各情节，涕泣陈之。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送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遂遭惨死。”信中提到的长沙县署和特别法庭分别是武汉国民政府统治的湖南省的一常设而一临时的下属机构。 

实情到底如何？我做了些查究；认识到的情况如下。

抓捕先前曾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来赞划复辟君主制，如今又遭农民痛恨的长沙地主叶德辉的是实际成为了乡村政权的农民协会，处死他的是由国民党、农民协会、湖南省政府、军队所派的五名成员联合组成的代表“工农界”的临时的特别法庭。其五名成员中，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易礼容三人即均是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的中共党员。谢觉斋还任该党部工人部部长, 易礼容则兼管湖南省农民协会。另外两名是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吴鸿骞和湖南省军的军法官冯天柱；这两人都属国民党左派。   

特别法庭又何以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那是因为彼时在南方军政势力覆盖的区域里是“党国”一体，党务指导政务，党之令即政之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德辉早先曾为了救国民党员而差点丢了性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汤芗铭奉袁世凯令而带了几艘海军舰艇来江西、湖南镇压革命。汤芗铭十分卖力，进兵湖南逼走了响应革命的省都督谭延闿后，被北洋政府任为省都督。汤为了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在上任之后大肆捕杀国民党员和反袁人士；被杀者中仅有名姓可查的就达两万多人；一时阴风血雨，恐怖非常。汤芗铭还有其它恶政。向来逆潮流而动的叶德辉不顾自家性命，于次年写信给杨度斥陈汤芗铭的作恶行径，请杨度代告总统袁世凯以束办。哪知《亚细亚报》的主编不知从何渠道看到此信，认为是个卖点而将之登在了报上。年届五十的叶德辉遂被盛怒之下的汤芗铭抓去。易培基闻知后急请黎元洪营救；徐世昌、徐树铮、李燮和、叶恭绰等等也在稍后纷电湖南，连叶德辉的死对头熊希龄和梁启超也发声要保他一命。众人终至于赶在汤芗铭下令正法叶德辉前把他的命救了下来。谭伯牛的文中也再述了这一旧事。

而1927年4月上旬，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捕去时，统领湖南省的武汉政府尚未国共分裂，汪精卫等为对抗蒋介石等而正在继续包容中共。中共党员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发挥作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农会、农民自卫队、工会、工人纠察队等等也仍然多奉照或借用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名义行事。在后来湖南的马日事变和武汉的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才被迫脱离已被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武汉政府和彻底脱离已右转的国民党系统而开始由中共领导了在全国多处城乡的武装暴动以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

简要地温习了上述历史，就可以知道，谭伯牛等的论述似乎与叶德辉是由革命团体等大会所决杀的旧说看似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了。

记述叶德辉之死的其它情节其实也不那么矛盾。农协会员们冲进大院来抓叶德辉时，正在洗脚的他立刻躲进另一个院落中的倒扣的水缸里——过去人家是常常把不用的水缸倒扣起来的；所以，说他是洗脚时被抓和是在水缸里被抓的两种传说都对。他先是被枪毙的，后来有人再戳上几梭镖，就像皇清时把人勒死了有时还要在尸身上插几刀一样。……

叶德辉一生嗜书如命，是大藏书家又精于版本之学。今人研究古典文献学，可能会触及此人；而围绕他的死又众说纷纭，所以作此小文。如果读者对我的一家之言仍表狐疑，那也不要紧；因为或许该读者还真地能把旧事考查梳理得更为实在与通顺。

（《羽离子文汇》，Y编；2014年版，第4-6页）

My Views and Suggestions to Protect Relics of Tangzha Industrial Culture 对唐闸工业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的意见及提议

旧议成铁第三十七：

The thirty-seventh indelible suggestion： 

对唐闸工业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的意见及提议

2014年12月30日

My Views and Suggestions to Protect Relics of Tangzha Industrial Culture
December 30, 2014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南通市唐闸镇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南通市港闸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能出面开这么个听听意见的座谈会，很有意义，很好。

马主任刚才讲到可不一定限于邀请函上提到的希望讲讲的三个方面，所以我在围绕此三个方面的同时稍微讲到些涉及的问题。以下是我的意见及提议。

一、希望建立科学的申遗工作的机制。介入人员不仅有接受委托而编制申报材料者，更重要的还要有提出高瞻远瞩的申报目标的思想的，有检察、审查所编制之材料的。编制的申报书等要请专家、尤其是要建立独立于申报材料等编制方的对之监审评估的专家组以防止被委托方粗制滥造或不懂装懂等等而导致的缺陷和差错。

二、禁止在申报、建设工程中借机营私、植私甚至以权谋私，因私渎职，禁止小圈子、小山头思想。申报和建设等都要出于公心。

三、世界上的工业以及城镇等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变化、翻新。人类还有接连不断的重大的科技与工农业等的革新、发明、创造和城建的进步、……但联合国教科文属的世遗委不可能把它们统统列设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保护。所选择保护的工业遗产或城镇遗迹必须是对人类社会至少是对某个较大区域的社会的变革有重大的深远影响的，例如里程碑式的影响的。唐闸-南通的申遗就必须遵行这一认识来做好研究及材料的准备工作。据了解，目前已编的申遗报告书无此思路且所汇述的唐闸之地的近代工业文明及其遗存尚不完全。要根据上述方向作相应的调整与充实。

四、先前的我本人主导的唐闸-南通工遗的调研组、南通市规划局组织的唐闸工遗的调研组主要都是做的前期性调查与摸底，意义较大；但在南通市政府及江苏省政府已确定将之申遗后，进一步的深化而细致准确的科学的更专业的调查与测绘工作就要及时跟进了。英国苏格兰的欧文领导过的工业社区拉纳克在申遗的决定被作出后，立即开展了精细的对社区内的九十多个硬体遗存的重新的细查和测绘。这一工作对拉纳克工业社区的申遗成功，功用很大。

五、唐闸之地的近代工业文明的遗存固然极为重要，但不足以支撑向世遗的成功申报。故请扩大区域范围（实则是请不要缩小范围至唐闸），即并非仅仅申报唐闸的，而应申报唐闸-南通地区的工遗。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也才能完整地说明宏大的近代与早期现代的变革。否则，只是以一段树根来展示而非以一颗巨树来展示，是自我萎缩而已。放宽了地域，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海门三厂、启东挡浪堤、垦区、通师、通医、……都可以被组合入申报书而强有力地支援申报。（企事业单位不一定要什么“第一”家，主要看其对社会的作用）。已编的申报书不认识自己的优势何在而是自断臂膀，自绝优势。

六、任何事涉本地的明智的申报工作都是要依靠本土本邑的学者、专家的。如果为了个人私见甚或私心、私利而隔离本邑的学者，而仅仅与便于忽悠，便于掌控引导的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外地学人合作，受损害的是南通的宝贵机会、宝贵遗产和南通人民的长远利益。

如必要，可强制性地安排有洞识能力的本地专家参与申报工作，以及早地发现一些错误和问题。

七、建议拆除唐闸地区的非遗存的建筑体、包括去年为工房区铺设的高档得多的石爿路。拆除后可将旧路改设为防滑玻璃面步行道；至少，可改设为托空的木条板的通道。

  

      （老工房。本人摄于2003年元旦）

八、此会邀请函问：“你知道唐闸有哪些工业遗存？”我在前年3月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建设的讨论会上，已经以唐闸为例来陈述了我的回答：即唐闸的每一路每一物都是宽义中的工业文化时代的遗存。整个唐闸就是一个大型的露天博物馆。英国铁桥峡谷等的近代工业社区就是这样处理小镇与工业区及文化遗存的。

刚才尤囗囗主席的发言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九、会议邀请函问：“若建百年工业遗存博物馆，建议包含哪几个部分？”这一博物馆是我在2007-2008年上交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在该报告的第100-101页）。我的意见是如果是一般的博物馆，价值有，但不太大。对此提两个大一点的建议：

1. 请将此博物馆的职能除了通常职能外，另再增加职能，将之定位为唐闸-南通工遗工作的专业基地，相关的托管中心、信息中心、文保中心、人才中心、管理中心、……英国什罗普郡的世遗之地的铁桥峡谷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中心并代替政府行使管理、指导的职能。  

2. 该博物馆的内容要有特色、新意；建议其重心在于循环工业（产业）展和工业文明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该馆也可以兼供作世遗委的专家等来访查、调研的场所。

十、此会邀请函还问：“你对博物馆展品，能提供什么线索？” 我想，一切有关的、有意义的、稀有些的，都可以作为藏品与展品。这样思考，导向它们的线索就自然地增多了。我提议：除常规展品外，博物馆里要有大件压阵。大的机器、部件，如早期的传动的天轴、地轴、大型曲轴与连杆，巨型重轮即惯性轮、皮带轮、机床床身、船闸门、老蒸汽机及其它老旧机器等等，它们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其次，在展陈方式上要探究。织机要成片安装，形成气势，弥补实际旧遗存的不足。

由于只有十来分钟的发言，就简要地讲了以上的十点意见。

谢谢。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Being forgotten by Me: Also on That Was Wu Zetian Really an Only Female Empero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一段正被我淡忘的王朝史：兼说中国历史上真的只有武则天一个女皇帝吗？

一段正被我淡忘的王朝史：兼说中国历史上真的只有武则天一个女皇帝吗？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It’s somewhat exaggerated to select talents with their Stereotyped Comprehension “八股取士”有些夸张

It’s somewhat exaggerated to select talents with their Stereotyped Comprehension: answering Zhou’s inquiry

 “八股取士”有点夸张：答周囗问

羽离子 byYulizi （by QIAN Jian）

周囗：钱老师，八股取士始于何时？明太祖还是明成化年间？   

本人：看到当年的优秀生周囗的留言，很是高兴。明朝八股文的前身是以前朝代里科举中的对偶韵文。明太祖时的各地官学和书院已经培养学子在科举时用类八股文甚至八股文答述经义了。这是为了培养学子的语文功底和在将来教学、做官时能写与之类似的扼要简明又格式规范的经讲、报告、奏章。中国地域辽阔，故八股文稍近于今天的国家标准，有积极意义；但洪武时未成定制，且取士时凭科考的各项成绩而非仅凭八股；所以不能说是八股取士。

成化时精炼了八股格式，严令天下共习以考。此时八股文完全定型，在科考中的地位已无从回避而坚如磐石了。学子不论喜厌，都须恪守。但取士仍然并非全凭八股，还有策论等；所以“八股取士”是人们夸张的说法而与史实不完全相符。

但只遵经学又不逾格式的八股文的确死板过甚，束缚学子的思想以便听命于最高统治者。

如周姑娘仍有疑问，不妨请教（你熟悉的老师中的）崔囗囗老师。他的专研之一是科举制度，定能解惑。

周囗：多谢钱老师的解答。以后有什么疑惑 还要向您请教啊。  

本人：你将来有事，尽管问；只是我不大上（通讯）网，会有些耽搁。

Live as though heaven is on earth 舞可无顾，唱若无听

Live as though heaven is on earth

舞可无顾，唱若无听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Happin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Sing as though no one can hear you; Dance as though no one is watching you; Work as though you don't need the money; Live as though heaven is on earth; Love as though you have never been hurt before; --- by Father Alfred D'Souza   

“幸福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在道路的尽头。唱歌吧，像没有任何人聆听一样；跳舞吧，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工作吧，像不需要钱一样；生活吧，当作天堂已来到了地上一样；去爱吧，当作不曾受过伤一样。”

这是西方日历本上常常印有的“阿尔佛雷德·德艘匝神甫”的布道辞里最后的一段话。但西方多年来各种灵修的书所收印的他的布道辞略有差异，而各种日历和问候卡片上所印的此“语录”（quotation）的句子也有多或少一两句的情况；这里只是选择了其“语录”中的一种。还有其它几种谈论不同方面的心智问题的此神甫的意见，这里不介绍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写散文和小故事的现代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对“阿尔佛雷德·德艘匝神甫”的心灵修养的一些建议的传播起了促进的作用。    

羽离子    

Celebrating Mr. Zhang Kaiyuan’s ninetieth birthday；Esherick: Under the advice of Mr. Zhang Kaiyuan 羽离子庆贺章开沅先生九秩华诞更转发周锡瑞文以共表对章先生的敬仰

羽离子庆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并祝先生健康长寿。更转发周锡瑞先生的文章以共表对章先生的敬仰

周锡瑞：问学章开沅先生

 Celebrating Mr. Zhang Kaiyuan’s ninetieth birthday

Esherick: Under the advice of Mr. Zhang Kaiyuan

周锡瑞 文  吴和林 译

原载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2015-06-30 14:46 

    【编者按】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开沅先生九十寿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文集收录章门弟子以及学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取四篇发表。 

章开沅先生

    我个人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始于1969年。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有关中国历史的严谨研究因此停滞，而美国学者则根本无法来中国大陆学习。如同其他西方学者，我的研究只能在香港和台湾进行。通过阅读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资料及索引，我发现很多资料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同时，也发现了由一批满怀热情的中国学者开展的中国近代史的扎实学术研究。因此，1979年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幕一拉开，第一拨中外学者的交流就上演了。我成为了第一批来华进行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这也是我和章开沅教授在1980年见面的缘起。

    那年抵达武汉之时，正值春节假期，自然是一个不方便安排接待的时候。然而，章先生无论是与我见面，还是讨论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大学如何恢复正常的工作，都十分亲切，毫不见外。当时，章先生和林增平教授合编的《辛亥革命史》即将完工，他本人对辛亥革命这个主题的驾驭程度远超我的想象，不禁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刚入门的学生。

《辛亥革命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

 

    在汉期间，我还了解到，他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看过我的拙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原版（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并慷慨地推荐到中华书局，使其得以翻译出版。后来，他又为该书的中文版慷慨提笔作序。可见，我个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能够为中国读者所知，实际上得益于章先生的大力引荐。我对此永怀感激之情。

    我对于章开沅先生个人事业的另一次重要理解和认识是在1987年中山县举办的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国际会议上。相比1979至1980年我首次来华访问，当时的中国学术氛围生机勃勃，与会学者可以更加公开地讨论和辩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有一次晚宴上，章先生建议我见见他的两位研究生。当天晚上，两位年轻人就来到我入住的酒店房间，他们就是马敏和桑兵。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那天晚上讨论的细节了，不过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并就如何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了广泛讨论，包括研究哪些课题，如何提出问题，哪些是重要问题，使用什么研究方法等等。

    那次讨论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章开沅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未成立历史文化学院）营造的严肃和认真的学术氛围。两位年青学者的研究结论都是通过对史料的严密考查和对史料内容及意义的透彻诠释而得出来的。显然，他在鼓励他的学生了解欧美和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研究内容，使他们在透析尽可能宽广的领域和方法之后，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正是通过那次长谈，以及后来多次和章先生的其他高足接触，使我明白了并更加清晰认识到：通过章先生的指导及个人示范，他培育和培养了一批学者。这些学者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我学术生涯的头二十年，我没有机会带博士生。在俄勒冈大学，学校既没有足够的研究生经费，也没有相应的图书馆资源来开展中国史研究生项目。直到1990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我才得以和我的同事毕克伟（Paul Pickowicz）一起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经过一年多的规划和筹备，我们在1991年和1992年间迎来了第一批博士生。但是，说实话，我们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带博士生。特别是如何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这门课，我们无从下手。虽然我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但是那个大纲已经完全过时了。万幸的是，正在那年，章开沅先生来美国访学。在他结束了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后，我们有幸邀请他到圣地亚哥分校协助我们建立新开设的研究生专业。

  

    我第一次给博士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当然，那次是我和章先生联合授课的。他给我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指出新近出版了哪些史料、哪些书目和索引可供使用，以及可以参考哪些工具书。我们的学生有机会请教章开沅先生，他也就学生们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专业、中肯和细致入微的建议，并指导他们如何开展研究。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如果没有章开沅先生的慷慨支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项目就不可能取得它所获得的成功。

    就我个人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圣地亚哥分校的那一年，章开沅先生除了是我的学术长者，他和他的夫人还成了我们一家的挚友。当时，我事务缠身，对于这位高级访问学者招待不周自是不言而喻。不过，我们利用午餐和晚餐的等机会多次见面。每次交流，我都被他的睿智所打动。章先生言语不多，但每次谈话都是思想缜密，句句真言，很有分量。即便他不赞同你的观点，也不会直接反驳，而是很礼貌地建议你从问题的其它角度再去思考。

    鉴于他在中国漫长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想象他经历过的挫折和困难。可是在他身上，你丝毫看不到半分的埋怨和不满。最重要的是，他总是面向未来。无论道路如何崎岖坎坷，他总是坚信未来可期，充满光亮。

    最近几年，我有几次机会回到华中师范大学访问，现在还受聘成为中国近代史所兼职教授。在华师，我又看到章开沅先生身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和能量。现在，他经常来办公室会见访客，撰写文章；还一口答应为我的新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作序。序言洋洋洒洒，言辞周密而亲切。他对于华中师大，近代史所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挚爱与执着丝毫没有因为岁月消减分毫。无论是作为学者、教授和个人，章先生都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