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顾阿桃
Re-seeing Gu A-tao after more than forty years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毛泽东接见并与之握手的即是顾阿桃）
去年2月的一天，在太仓的天妃宫看完一些碑文后走出来，穿过门厅时，在摆着一些书籍的玻璃柜台前停步看看。同行的老许指着身前柜台里的一本书让我看；我略略一惊：《顾阿桃轶事》。我已经几十年里没有听人再说起，而自己也没有再想起过书名里的这个人名了。这时突然看到这个人名，恍如隔世的这一人物以及她身后的那段历史逐渐地被连带着从记忆中浮现出来。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断续地根据回忆而写了一篇如下的笔记。在四十多年前，顾阿桃曾经是几亿中国人无人不知的大名人。而她的出名，是起于对宝书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总共印行了十多亿套。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选集》的中文版就印行了六亿多套。当时的全国人口也大约是六亿人。此书每套含四卷即四册，称之为“雄文四卷”。但发行的毛泽东著作远不止如上数量。初编于1964年的《毛主席语录》，由于小巧实用，得到了全国城乡各单位的政工部门的喜爱。该语录本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当年即1966年，由林彪撰署了再版前言后迅速加印，其发行量直线上升，仅在中共“九大”召开前，“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那时，全国各地的很多印刷厂都常年大印。到后来，《毛主席语录》总共约印刷了50亿册多；是人类有史以来印数最多的书。加上《老三篇》、《老五篇》、单行本、各种选读本、稍后内部编印的“新毛选”——主要收建国以后直至文革运动的毛泽东各种著述的四集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大小厚薄不一的《最高指示》的汇编等等，“毛著”的数量已多到无法计数。家家都须“珍藏”宝书即毛泽东的著作，即使是文盲的，也要珍藏。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其来源除了必须的“请宝书”即购买外，中学毕业、入团、入党、评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分子、斗批改积极分子、优秀民兵、评上优秀党团员、先进分子、各种立功、授奖、结婚、乔迁新居、下放、调动工作、光荣退休、乃至生病住院、抗洪救灾等等，所颁授、赠予的第一重要的纪念品、奖品、“战无不胜的法宝”或“精神食粮”，就是宝书。因此，有的人家就拥有了很多套的大大小小的纸封面的或红色塑料封面的宝书。
发行了那么多毛著，就要学习。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热潮滚滚，形式繁多且不断地翻新和破纪录，例如天天学、夜夜背；身挎宝书袋，一天24小时不离身；对着宝书台早请示、晚汇报；对照自己，深触灵魂，反修防修，统一思想；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等。除了发明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外，还要树立学习的样板来引导大家。文革前一年就被叶群发现的目不识丁却能背诵不少毛主席语录的太仓县沙溪人民公社的女社员顾阿桃，就成了被重点培养的典型人物。她虽然不识字，却学会了跟人描些简单的图画来帮助自己记忆。到了1966年，顾阿桃已经能够声情并茂地背诵老三篇和几百条毛主席语录了。当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顾阿桃并与之合影以表彰。顾阿桃学毛著的事迹被登在报纸上，其照片被贴在各地橱窗里；又被拍成了纪录片，在革命样板戏的前头加映；因此她很快就成了全国人民面熟能详而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1968年，顾阿桃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新成立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名衔又激励了顾阿桃更积极地示范和带领了大家一起学毛选。她把学毛选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江青也接见过顾阿桃以加勉励。其他各种大小领导争相邀见或访见顾阿桃并与之合影而引以为荣的就更是难以统计了。以至于一些外国友人如阿尔巴尼亚的、西班牙的、刚果等等的也特地跑来洪泾要看一看奇人顾阿桃。顾阿桃后来还创造了不仅在房间里和客堂间里，还在通往猪棚的廊檐下和猪棚里，也“满世界”地挂满了上千幅大小宝像的新的“时时学，步步学”的学习法。
（顾阿桃在讲用毛泽东思想。文革时下放的一位女摄影师所拍，一时回忆不出其姓名）
全国各地先后来洪泾向她请教学毛选之心得的有二百多万人。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在沙溪汽车站或在顾阿桃的家所在的洪泾大队的田头下车的人，每天有几百几千或上万。他们在各自的领头人的带领下，往往都身背宝书袋、宝书箱，举着宝像，如同从前西藏人赴庙朝觐那样，开始几步一站，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几十步一停向宝像一弯腰，再直起身子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地向顾阿桃的家移步前进。有的队伍则每走几百步就停下来，大家泪流满面地念一段“毛主席啊毛主席，中国人民不能没有您，世界人民不能没有您！我们无比想念您，我们时刻聆听您！”或者唱一段“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最后在炎炎烈日下排队等候顾阿桃的接见时，来自不同地区的队伍之间还拉歌互动，比赛语录歌、革命现代京剧，跳洪常青、白毛女，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朗读毛主席诗词……。前来向顾阿桃虚心学习和取经的此情此景，十分动人。顾阿桃从早到晚地忙于接待和讲说，常常连单独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就不得不坐在马桶上对着膜拜者们继续宣传毛泽东思想。
经顾阿桃的成功示范，在广大群众学毛选的热情被大大激发之后，全国人民喜迎毛选的浪潮是一浪更比一浪高。大多数家庭没有书橱，多半是把宝书等摆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堂屋的长案上、旧八仙桌上、或五斗橱、衣橱里。约于1968年到1973年间最流行在家中设宝书台，即在家中的一面墙上用木板搭出一个面积两三市尺见方的小平台，上面铺上红色的绸布或灯芯绒，至少也是红棉布或红纸，里面一侧放上石膏制的毛主席的立像或胸像，最起码也是贴墙的一幅毛主席的彩色肖像。外面一侧堆上各式宝书。有的人家的宝书台上还供有塑料制的万年青等小盆花，四周贴着“忠”字和向日葵花等的剪纸。没有统一的形制，宝书台的大或小、精巧或粗笨不一。1969年，我在插队的如皋县的农村里，在几户泥墙扑屋的社员家里，看到在厚厚的泥墙上挖个凹进去的拱洞，或者再用一块少许伸出墙面的木版垫底；拱洞里面也如此摆放。这些都与古代的神龛差不多。
宝书和宝像是不能损坏的。因有意无意涂污、弄坏了宝书、宝像而被劳教、被判刑的案例到处都有。
1971年9月，林彪和夫人叶群及儿子林立果一起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中共九大代表、差点是中央委员，所有干部都对她笑脸相迎的顾阿桃也立马地光辉消失，从县里的专门的办公室回到了在乡下的家里，重新变回了一个不再有领导谦恭地登门访谈，讨教学习的普通农妇了。此后，顾阿桃在乡下已不再象文革以前那样兼做媒婆，也不再宣讲学毛选；而是一心种种自留地，得空时去镇上作个小贩卖卖棒冰。她在1998年于84岁高龄时去世。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开口闭口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方针的把持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被关进了牢里。曾下令逮捕四人帮而实际负责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指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和指示新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先例较常见，即抓住了对先帝的圣谕和遗诏的传达与宣布或编定，就等于拥有了承继大统的合法权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试编在好多年前即已开始，如今只需据形势而增删文章、调整文句和题解以及注释而为现实服务就可以了，所以此第五卷很快便被做好了并于1977年4月在全国发行；文革结束前后最后一轮学习毛选的高潮遂在全国兴起。
（早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之前，各地红卫兵们就已辗转报告第五卷
将要出版的这一“好消息”、“大喜事”了。）
但是此后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尽管报纸上还几乎是天天重温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或英明指示；但由于几十年里接连不断而目不暇接，又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给人们所造成的身心疲劳，以及对没有新意的“两个凡是”的麻木和厌倦，群众中的热情已在较快地减退。已开始能觉察到城镇上的少数人家有时悄悄地用毛著的书页来点火烧小木片以生煤球炉子。那时配给的煤球不足，所以许多人家只能用数量有限的煤球煮简单的饭菜，白天的一些时间里是封炉而仅仅使之保持不熄灭。煮毕晚饭后多熄掉小炉子以节约用煤，在每天早上则重新在袅袅青烟中生火让煤球炉烧起来煮早饭。
1978年正月半后的一天下午，我在海门县政府所在的茅家镇镇西南步行往归学校，经过一个兼带收购黄鼠狼皮毛、羊小肠、猪鬃、废铜烂铁、废电池、旧书报等等的路边门店，看到其门外敞棚的地上似乎是临时地堆放着平时很少看到有的十几大捆的废旧书报。我拐进敞棚，弯下腰粗粗地翻看了一些废旧书。各捆里多是过时的斗批改资料如宣传秦始皇和法家的、学哲学的材料、吐故纳新整党宣讲、一打三反经验、反击右倾翻案风材料、不定期的学习资料和通讯、上山下乡成果汇编、废弃的小学的语文和政治课本、……让我惊骇的是我在拨开几本旧《红旗》杂志后，发现其下面整叠的没有封面和封底的厚书，其实是每一个字都为天底下最神圣的、曾经被称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的著作选。我触电似地抽回手，较快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天气寒冷，似乎没人在意，于是我立刻离开。当然不是去举报，而是唯恐因我的乱翻书而造成他人的悲剧。毕竟，几乎人人有闻曾在全国各地都先后发生过因无意中在公共场所踩坏毛泽东的宝书或不小心跌坏了革命人民敬奉的石膏或陶瓷的宝像而被五花大绑地斗得死去活来或被押送劳改或下狱的事件。
其时，被用世上最美妙的语言讴歌了二十年的人民公社毫无预兆地几乎是突如其来地走向迅速瓦解；其它方面的松动也已经出现。或许是人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四人帮时期的极左思潮自然会影响到各种毛泽东著作选本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至少，一些选本中的不少注解已明显地越来越不能适应已公开有了变化或已在悄悄变化的形势了；例如对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一些现当代政治人物的定性、称谓及表述时的口吻以及有些文章中的日期、敌兵总数、文件名、人名等等的旧措辞，已不能反映新的认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已经开始了变化。
197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家把《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老三篇》等等的封面扯掉后混充作旧书报或无名废纸而成捆地卖给废品收购站。各地党委和政府已经无法阻止人们将之出售、或乱扔、甚或上厕所撕用其书页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望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性，政府最终出面通知各单位、各部门的所属人员：各户可主动上交宝书、宝像以请“妥善保管”。对此工作不做记录，不给收据。经统一收集后，再将这些宝物集中到某个地点秘密销毁。对外则称已把它们移交给上级或已发送外地仓库妥藏了。
尽管如此，各家还是保存了一些宝书和宝像的。因为还未见新的毛著出版，我们家就至少保存了两三套旧《毛泽东选集》及其它的毛泽东著作如各种单行本等。机关、学校和厂矿等等的政治活动有时还是要用到它们的。我父母亲是国家干部，我的弟弟、妹妹也都在读书，都不时地须要按照单位的安排而学习。这些书中有两种是用刚发布的第二批简化字印刷的毛著的选读本，对于教学新简体字有用，所以我还特地收藏了它们；可惜因屡屡搬家，最后已无从知道它们的去向了。从整个国家来看，在1983年前后，全社会保存的毛泽东著作，仍然是山堆海积，就《毛泽东选集》而言，我估计其数量至少仍在两亿套以上。奇怪的是，今日却不大见到了。也未见官方的报纸或广播等公开地承认这些印刷品中的大多数是被销毁了，所以这里就临时地称之为消隐了吧。
那天，尽管天妃宫里的女售货员鼓动着我们购买她的柜台里的包括介绍太仓文史的各种书，但我没有触摸写顾阿桃的这本书。我亲眼目睹过那个时代的每一天的社会图景，亲身感受过其每一天的政治气氛。四十多年里，顾阿桃和其时社会的图景只是被关闭在我的记忆深处而非真地消失了。一旦从记忆的冷宫里打开这样的一幅幅图卷，它们仍然清晰可辨。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