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cient Illustrations of Mughal Dynasty Can Clarify the History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去年在人人网上看到哈布林贴上的几幅印度古书上的插图，尽管没有图注说明这五幅图画出自何书，但我仍判断图画上所描绘的军政事件应发生在莫卧儿王朝的初期，即要么是巴布尔大帝的时代或是他的孙子阿克巴大帝的时代。当时我还对图画中的若干器物写了个四百字的评论。
近来，挤时间查了一下印度方面的网站等，确认了这些图画是巴布尔的回忆录里面的插图。巴布尔的全名是札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布尔 (Zahīr al-Dīn Muhammad Bābur)，1483 年生于中亚的费尔干纳，其父系祖先是原大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的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母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布尔11 岁即登上分裂后的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地方性的费尔干纳政权的汗位，直到 1530 年去世，在位36年。他成年后，大力扩张领地，于1526年亲率军队灭了德里苏丹国，在被灭之国的基础上创建了帖木儿-莫卧儿帝国，简称莫卧儿帝国。接着又征服了印度北部，由于该帝国的疆域在印度原有的疆域之内，所以又被称之为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巴布尔的回忆录是用其母语察合台语文撰写；今土耳其学者称之为“旧土耳其语文”。（当然，更旧的“土耳其语文”即是唐代刻写在《故阙特勤之碑》等上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突厥族的文字。今在外蒙境内和硕柴达木的该碑被今天的土耳其人视作其民族的重要的文化遗产。2010年，土耳其政府把仿制的巨大的该碑搬到上海世博会上来公开展览。其文字在欧洲早些时候曾被一开始对之还弄不明白的欧人称之为“卢尼文”。）巴布尔雄才大略，一生历事纷繁；所以他的回忆录，其内容自然就宏富而多彩，加上记录整理者的修饰，所以巴布尔的自传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自传体回忆录之一”。
今日，其察合台语文的全本原书已不复见，只留传了莫卧尔王朝初期即出现的波斯语文的译本。波斯语文本又分不同的节选抄誊、不同插图的书本。我疑哈布林所介绍者是近人或今人据某抄本依原图重新摹绘的。在撰此短文时，我又从被收藏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国家博物馆的16 世纪后期的抄绘本中择选了两幅。另又从波斯语诗人埃米尔霍斯陆·迪赫拉维（约1253-1325年）的诗集《五重奏》的15世纪后的手抄本中择用了一幅。迪赫拉维是印度莫卧儿王朝收养的最重要的苏菲派诗人，采用波斯语文写作。他的五重奏是对 12 世纪诗人尼扎米·冈加维所著的五个故事的重述。其它一些印度古书也很有名，除了本人无从觅赏的书和无图之书外；一些书的插图粗拙或无涉本文所论，所以不择置于此。
第1图
从这几幅插图看，蒙古袍、箭袖、束腰带、牛皮盾、皮鳞护甲、软底皮鞋等，曾是从中亚进入印度的突厥化蒙古军人长时期的军装。故突厥-蒙古军比印度原先赤膊跣足而覆以藤牌的下级兵士和大布披挂的将官们要矫捷。第二图和最后一图上的将士则多着西方式的对襟衫。莫卧儿王朝前期的军队在较大程度上还保留了蒙古-突厥民族的装束，只是到了后来，箭袖等才被放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近现代的男女长袍、蒙古人的长袍、巴基斯坦人与印度人的长袍都十分近似的原因。甚至俄罗斯过去的长袍也与蒙古人、中国人的长袍差不多，这些都是在古代走向了世界的蒙古族及其文化上的亲缘民族突厥族的影响所致。
第2图
第3图
各图屡见的例如第2第3图上的涂漆和缠布条的金属弓证明古印度能大量炼制弹簧钢而远胜中国。印度是古代世界上唯一将优质的钢弓装备精锐军队并用于实战的国家。可参见所附的印度钢弓图和弓形图。印度古代炼钢业很发达，其技术闻名于世。所炼的一些钢不亚于古代著名而珍稀的大马士革钢；例如非常著名的乌兹钢就是古代印度人发明。
第4图、第5图、第6图
各图上印度军士所持的刀剑大多长过明朝之刀剑，足证其锻炼之术高超而不虑其折。中国明军初不敌倭寇，正是因为普通明刀短于倭刀近一尺。其时中国制钢业落后，除将官外，不能为士兵提供受力不折的较长的刀剑。加之官僚贪渎经费；刀剑等自然只能少炼、截短变薄和粗糙。在印度德里城附近的麦哈洛里，至今矗立着一根公元五世纪初为纪念旃陀罗王而建造的一根高6.7 米、直径约1.37 米的熟铁铁柱。柱顶饰有花纹；一千五百余年，任凭风吹雨打，铁柱至今不锈蚀。
季羡林先生说：“然而中国的钢还是传到了印度。梵文中有许多字表示钢的意思，其中之一是cinaja，这个字的意思是‘支那生’，也就是出产在中国。既然如此，中国的钢至少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传到了印度。”一些学人遂以为中国钢铁对印度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这类观点在国内几成公论。但是我的认识是至少在相对于中国明王朝的时代，印度一般钢的质量在中国的一般钢之上；这几幅印度的古书插图可佐证之。加之文物等证据，以前的一些中国人对古代印度人是否善炼钢铁的怀疑可以休矣。莫卧儿帝国凭此，更可称雄。
第7图
第7图是巴布尔皇帝的出巡图。让我惊异的是出行仪杖里居然有两名枪手肩扛着火枪。从图画来看，巴布尔已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大约相当于1510年至1540年期间，大致相对于中国明朝的正德年间和嘉靖年间的前期。火绳枪在欧洲大约于1450年左右被发明。巴布尔在位时，已发展得很有效和很精致。图上的火枪是葡萄牙人改良的最新式长托柄的长杆火绳枪。由于那时的巴布尔政权还局限在内陆的中亚，所以列入巴布尔的禁卫军的火绳枪很不可能是直接从葡萄牙人手中获得而应是自1510年起与波斯结盟后所获得的波斯的军事援助物资之一。当时，波斯还派专家来为巴布尔改良其军队，传授了新式火器的使用等以使之能共同对付波斯的萨非王朝在中亚的几个敌对政权。那时，长期动荡的中亚和北印度还不大可能有条件来仿制欧洲火枪。
第8图
第9图
在第8图的中央，一个全身盔甲的印度军人(此图中心点右边2厘米处即是此将官)的左肩正抵着火枪在向画面左侧扑上来的人射击，大概他是名左撇子。描绘了巴克尔率军攻陷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的第9图的右上角上守城的军人也持有火枪，这说明火枪在巴布尔时代的印度的确是各方用于实战的，而不光是显摆。据专家考证，日本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历1543年）8月25日，明朝投倭的王直的船靠岸于九州南部的种子岛。日本地方军阀时尧用重金买下了船上的三名葡萄牙人所携带的火绳枪并派小臣条川小四郎向葡萄牙人学习火绳枪的使用及其火药制作法；这是火绳枪传入日本之始。不久，日本的铁匠就能仿制火绳枪。中国官军虽在嘉靖元年（1521年）从广东新会的西草湾之战中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第一次获见西洋火绳枪实物；但并未象日本人那样立刻仿制。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侵扰中国的倭寇屡屡使用火绳枪而使明军不敌，明朝的兵仗局才开始参考火绳枪而制成了中国式的火绳枪——鸟铳。由此直到清朝都沿用的鸟铳的托柄很短，不能够像印度古画里描绘的那样稳妥又安全地抵肩射击，射程就在眼前不远处且射击精度极低。
第2图、第7图、第9图、第10图及未附列于本文的其它多幅的印度古插图上时而出现的成双的收拢的伞蓬，既是君王出行的仪杖，又是可撑开以遮蔽烈日暴雨及风尘等的实用器物。伞在中国的出现可能很早。《史记》记秦统一天下以前“五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虽然今日不少人指此“盖”为伞，我还是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证据。此“盖”有时是方片形的遮阳顶蓬；即使出土的画像砖等上可见的部分车辆的顶盖是圆片状的，也不等于就是伞状的。例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铜马车上的完整的圆片状顶盖是被中央的立杆固定地撑住的，此顶盖不能够被折叠收拢和再张开。在现代仿制的一些古车上倒可见到被今日巧匠做成了伞状的车盖。当然，伞状车盖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很可能真地存在过。除了用作车盖，伞当然还可能在走路、骑马、坐抬舆等各种情况下都被使用。
另一方面，3800年前的古埃及的陵墓壁画里也已有了很大的伞的图形。此外，我还注意到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曾随军携带这类大型伞具。这类伞具很早时就已遍布了东方各国。虽然一时还不能确定印度古画里的伞的渊源，但从古代起伞在礼制和仪杖中的丰富的变体及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和等级意义等一直到各国帝制时代于近代结束之前，依然是鲜明如故；所以伞倒是很可以既代表古代东西方社会文明中的某些有限差异性又可以代表其中的某些基本共性的。
第10图
第10图上部被处死的肥胖的重要人物旁留有一杆大斧。无论它是该重要人物的权志还是用以处死他的刑斧，都可加留意。笨重的斧器较早时就已基本脱离了实战而仅作权力和执法的象徵了。例如君王出行必用持斧的仪杖，而刑斧主要用于对权位高的大逆者行极刑。此图所示，当是不独中国、西亚和罗马等地，即如印度亦然。古代各国的斧头，还联系着各种庄严或机诈、英雄或蠡盗、公义和私情等的神话与传说，自然十分地跌宕和瑰丽。但我们缩小了范围而只是对古代中外的斧钺从某几个方面的文化现象做过了一段时间的重在史证的研究并撰写了相关的论文。本博客通常不贴上很严谨但一般读者会认为很学究而感到比较枯燥的论文，且论文也较长，所以不将之上网。
（羽离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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