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converging foreign cultures into Jianghai
culture (Yangtze Delta
Culture) which paper is
not
allowed to be distributed in an Official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NT Philosophy
and Social Union in China
弘扬江海文化会流中外的传统
羽离子撰 by Yulizi（QIAN Jian）
摘要：长江三角洲之地是因江海而生；所以无论其地的文明来自何方及有何其多的构成，“江海文化”之名最能包容又最为本质。江海文化突出的优秀特性在于交通天下，会流中外。五千多年前的古青墩人的文化即已与海内外的远方有了联系。三国时的海陵人吕岱率军浮海至交趾，又派官出使东南亚及迤西诸国，正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今南通的古地胡逗洲本义即指来华胡人的逗留之洲。元初，海门小姚沙人朱清开辟了史上首条从南方临安和江口等通往北方通州的长距离而稳定的海上航线，还在长江口的南北两边各建立了海港；其子也先后领舟船远巡交趾和往宣琉球。古印度的信都文化与林伽耶忒文化、古罗马的建筑与器物文化、西亚文化、美洲与欧洲的各式植物、都曾被江海平原所收纳。近代海门-南通的张謇和有识之士们引进该地的欧美的工业文明、文教与社会的模式而产生的辉煌成就，都是努力地“祈通中西”的结果。在当代，正是改革开放，包容海纳的思想和文化的态度以及相应的作为才使得那时该地的中心城市南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如此进步与伟大成就。在全球化的时代，江海文化中交通天下，会流中外的优秀特性更有必要作更全面的弘扬。
关键词：江海文化，交通天下，会流中外，开放包容，全球化，新的蓝图，文化的走向
江海平原，天然地是因江海而生。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口还在今日海安的青墩之南。此后，陆地继续向东生长，而在江口之外的海里，新的沙洲如巨大的扶海洲也从海中浮出。长江继续南移，至迟在一千五百年前，包括了今南通城区之地的大沙洲已经被记录在史书里。后来构成了江海平原的所有大洲都主要是依靠了黄河和长江水携至的泥沙的沉淀而在海中长成；所以长江口北岸被称作“江海平原”，是名至实归。其时被栽种在“长江入海口北岸最前端”的一株银杏树，至今还生机盎然地屹立在如皋的九华山。如果再把江海平原的范围向西和向北划得大一点，该地就又可以被称作江淮平原。到了唐朝末年，胡逗洲已经与陆地贴近，中间只隔着一条不太宽且在继续“沙涨”的“古横江”了。一千年前的北宋时代，长江北岸的石质圣山——摩诃山还是如皋南境的临江界山。以后，随着长江泓道的南移，摩诃山才南移入江；以后又返回北岸；在明代再次入江而南行，到民国十年后才被堤连江南。无论这块大平原上的乡村和城镇以何为名，“江海平原”的称谓最为贴切。无论南通之地的人民来自何处，其文明来自何方及有何其多的构成，“江海文化”之名最能包容又最为本质。而江海文化突出的优秀特性则在其交通天下，会流中外。
位于太平洋西岸和长江口北翼的江海平原天然地拥有联系世界文明的便利条件。江海平原的最早居民、五千多年前的古青墩人的文化，就已经与海内外的远方有了联系。青墩周围不出产岩石，该地出土的石斧、石凿、玉琮等等，与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相同，难道是古人携之跨海渡江而来？五六年前，有乡人从一条古青墩人活动范围内的古河道里清淤挖泥时，抓捞出了一些保留了古人砍切痕的麋鹿角的亚化石、石斧的残片、破碎的陶片等等。其中有一柄完好的青玉棒，其一端刻画的竟然是与古埃及法老的冠首像相似的神人象。对青墩其它两三种文物的海外渊源的研究正在进行。此外，有学术论文认为，青墩遗址出土的动物骨角上镌刻的奇怪符号，与琉球群岛、太平洋群岛和美洲出土的一些古代文字颇为相近。专家们已经考证，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源自中国大陆。而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足证的江海大地的稻作文化，和悠长得难以探其源头的神鸟携谷的神话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无人能够否认。
汉末出任疆土最南端的交州之刺史的出生于海陵今在如皋市南境的吕岱，在东吴时仍守其任。东吴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在今越南）太守士燮之子士徽反叛。吕岱闻讯后，“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至交趾而平叛成功；当年他又派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正式地派出官方使团出使东南亚及其迤西诸国；此后，东南亚及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陆续来华。吕岱的海洋活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江口及其外海，向来是国内和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途。江口外的那一片名为胡逗州的硕大沙洲，在古代是东西方海舟进出中国的驻泊之地。在盛行的印度洋季风贸易的古代，往广陵、建康或别处经商的中国以西之人常在江口外的沙洲停歇，这就是“胡逗洲”得名的由来。《梁书》在讲同一事而提及是洲时在两处分别写作“壶豆洲”和“胡豆洲”。足见《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只是听人讲到此洲而一直没能弄清该洲名称究竟应如何书写。据史书记载和地质学家的勘明，那时的此洲鸟瞰起来是不规则的椭圆形。而胡豆，今称豌豆，是几近标准的圆形；显然与洲形不符。而“壶豆”一词则莫名其妙。地理学家乐史在宋初编成《太平寰宇记》，他据来源古老而可靠的记载而将此洲记作“胡逗洲”。后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和大地理学家王象之编《舆地纪胜》以及顾祖禹编《读史方舆纪要》时也都认同《太平寰宇记》的称名而记此洲为“胡逗洲”。
六世纪时，羯胡再入长江三角洲，胡逗州上当已有其人。此后，来此的胡商日多。唐上元元年（760年），平卢节度使田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可见大食等胡商很多。至扬州的波斯、阿拉伯等不少国家的胡人多沿长江、运河进出。胡逗洲扼水道江口，对洲上的流民，政府疏于管理。这些胡人的商船在此逗留，是为了晒物并伺察内地的政治与商业形势，便于上溯江淮经商，或为了候风待汛，补充食品淡水以入海远行。而江口各古沙洲上居民的一部分也就以海上操船为生，因其艺而闻名于世；以致古代王朝曾先后诏令在南通州之地征“楼船士”和“沙上习水之民”以操舟跨海而远赴异国它邦。
唐代，日本使团常从扬州东境的临海面江之地登陆中国。唐天宝十一载（752年）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大历十二年（777年）来的日本使团及次年携原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往日本的该使团的回程，皆取道今日的南通境。泊舟、报告唐廷、候旨、观风、修船，……长江三角洲是首先让海外宾客认识大唐的地方。唐开成三年（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而穿行此地的高僧圆仁还留下了记述了本地情况的著名行纪。他如在江口北岸的海门候风三个月以登舟东返的大唐进士、新罗人崔致远也在此留下了诗作。至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姓的或顺海流漂浮至通的外国人，那就更多了。绝大多数的外邦之人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异域文化。
出生于南宋时江边小姚沙的朱清（字澄叔），起初从事海上私运，后以其水上经验而先后被南宋和元朝征用。在元初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首次开辟了从原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把图书典籍、仪仗器具等用海船远途运往北方元朝大都（北京）的航路。稍后又先后开辟了从长江口到北方通州的两种长距离的稳定的海上航线，从而开启了粮食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的中国海上漕运的历史，为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立功至伟。朱清除了建立了太仓刘家港、海门港、上海镇等大港外，还在狼山边开创了南方通州第一个正式的通海港——通济港并设闸，在南北通州经内河对接数百年之后，又首创了南北通州的海运对接。朱清之子朱虎，承继父业，后领水军远巡交趾，积功为都元帅后又率船队往宣琉球。海港的增添，使江海平原更方便地与世界相连；商客宾友自四方而来。元代时，马可·波罗来游南通州，此地兴盛的贸易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以赞叹的心情记道：“傍晚便到达一座名叫通州的市。这个城市面积不大，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都十分充足。居民是商人，并拥有许多商船。……”
驻扎江口的水师多次远行海外以护送使节商旅。如元代时的南通水军翼万户统领的水军被调往太湖进行军事演练，然后于1292年护送元使前往今属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元泰定四年（1327年）起，南通州人又参与护送了元使前往地括今泰国北部、缅甸东部和老挝西部的兰那王国。
为护卫今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历朝多在狼山为首的五山地区设海军甚至设全国海军的司令部。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后周王朝于是年在江口之北的沿海首建国家海军——静海军。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朝特于此建通州水军。宋德祐元年（1275年）或稍后，元朝设水军翼万户招讨使，初镇江阴，后移镇通州。永乐十四年（1416年）后，明朝以通州守御所官军移师崇明岛建水军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设海防道，其参将驻通州，以水军防备倭寇犯境。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政府特设狼山水兵以抗倭。至迟于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清狼山镇标建水师，先以原京口水师营为基础，以后调整充实，以适应海巡海防的需要。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军狼山镇标已配备净瓶炮、行营炮、子母炮、磨盘炮、百子炮等大小火炮共计六百多尊。清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令狼山镇总兵兼隶长江水师提督管辖。清同治九年（1870年），清朝改狼山镇外海右营为内洋水师，各船舰常备火炮六十尊。
既然面海，海外文化的输入就在所难免。我拟撰《域外文明与江海大地》一书，计划考述的内容有从本地采用的古埃及的水利器具和宗教物品、从古罗马传至的独特农具、模仿西亚容器而罕见的本地器皿、本地民间故事中吸收的两河流域的上古神话、本土少数居民的节令所受的古波斯风俗的影响、流行于本地却是源于地中海区域的神具、本地民间历法实从伊印历法改编等等一百余种多数为物质文明而少数为非物质文明的事物。（羽离子编《羽离子已经或将要完成而拟备出版的专著的内容纲目及若干说明的汇编》第8版；借巢书屋2014年3月版，第99-102页。）即使在古代，江海文化所吸纳的域外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和多彩，也实超一般人的想象。例如古印度南濒阿拉伯海的信都（今属巴基斯担）人祭祀活动中的独特的肉提锣表演对含苏中和苏北的淮南的都天出巡活动中肉提锣系列的表演有着如出一辙的强烈影响，正是长江江口地区的文明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吸收了来自印度河河口地区之文明的证据。至今还在南通境内残存的印度的林伽耶忒崇拜的遗迹，也反映了古印度文明随着海上交通不仅影响到了泉州、广州等地，还曾经在古代进入了江海平原。
古罗马建筑中的束柱样式也很早就传入了南通州。南通城内天宁寺的宋代所留的大雄之殿的六根各为12瓣的瓜楞大木柱正是其柱。在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中国，从未采用过这类柱型。在宋朝大力设置市舶司以发展海外贸易的时代；罗马型的束式立柱随着经商、使节等等人员的往来及文化商品的交流而进入了东方的中国。起初只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寺庙里采用，例如福建省莆田市巩溪的妈祖宫的建筑中就使用了从已坍塌的先前的“梵寺”所择取的一些建筑部件和材料；其中的10对大直径且带有卷杀的束柱就被挪用于妈祖宫的前庭正殿。在中国，这样的柱形被称作瓜楞柱。束柱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很小，只是出现在宋朝开展对外贸易的东南沿海一带。目前还遗留了实物的不足十处的建筑全都在中国东南的海边。例如在福建省莆田巩溪宋代据梵宫的材料等建的妈祖宫、福建省闽侯县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所建的南屿镇石松寺、浙江省宁波的宋代建的保国寺、闽浙地区的某塔室、等等；这与宋代尤其是南宋时西北的对外陆路基本断绝而主要靠海上航道的 对外交流有关。南通天宁寺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兼并了周边而大肆营建，以致“殿堂宏丽，楼阁穹崇，实一州之伟观”；宋徽宗也为之旌匾。而“至咸淳间（1265-1274年），复新之，比旧则加焉。”其时，正值宋朝着力开展海外贸易的时代。附近上游的扬州设有市舶司，史记西方远域来华的船舶很多。南通州是海外船舶前往扬州的必经之地，是胡人在此晒货、侦察陆内形势或候风以航的最佳之处。因此，已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此南通的古建筑中含有罗马式的束柱，自然就不奇怪。（羽离子撰《南通古建筑里的古罗马式立柱》，在南通博物苑编《博物苑》2018年第1期（总第32期））
早在明末，意大利教士佛让西斯柯·叁比亚斯（毕方济）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来淮安，决心开辟淮南和江东教区。他与如皋中年名士冒辟疆及其夫人董小宛结为好友并向后者馈以西洋布，以期得到帮助而进入长三角北翼传教。毕方济通数学、历法等，是一位以科学知识传教的西士。毕方济借重冒辟疆以使天主教传入江东的努力没有来得及实现。崇祯十五年，清军就入关了。毕方济先后追随南明的福王、唐王和永历帝，还前往澳门向葡萄牙人求援以图挽救明朝。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若干名欧洲教士由法国耶稣会派遣而来到南通州。他们于嘉庆末年（1815年-1820年间）在东门外东大街北侧建立了一座天主教的方济各堂。这是该地最早的带有欧洲风格的建筑。此堂在后来翻修后被改名为依纳爵堂。法国教士罗怀德、艾保德、万国军、康若瑟等先后在此传教和展示了一部分西洋文化。
有清一代，先后来到海门地区的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少量它国的教士多达几十人其中一些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或兼通理工农医的人士，教堂已遍布城乡各处。到了上世纪中叶，海门县有21个乡、镇，却有23处天主教堂。而原属海门东部，后为启东县的地面上有38个乡、镇，有天主教堂38处，包括崇明及南通县东部“沙地人”区域的海门教区的教堂总数达156座。在海启两地，是乡乡皆有教堂。其中，欧式型制的教堂较多。如光绪三十四年时崇明地区有7座，通如泰地区则合计有9座，而海门地区竟有16座的教堂建筑，皆为欧式形制；其中一些是各自带有一组直刺苍穹的尖塔的哥特式建筑。该地区曾经是中国大地上少见的拥有如此众多的欧式建筑的地区。
海启地区的特产植物香芋，原产于美洲，音译作“美地壳”。后被西班牙人带到了欧洲，遂在比邻西班牙的法国等地也有引种。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法国教士如雷遹骏、卫德宣、文成章、山宗泰（皆汉文名）等等相继来海门长住。他们带来了一批其家乡的植物品种，其中就有此“美地壳”。乡民们逐渐引种之，其块茎味似板栗，甘而芳香，食后余香悠长，遂成海门著名的特色蔬菜品种“香芋”。西士们带来的蕃茄、洋生姜、薄荷、留兰香、洋扁豆、百合等等和其它一些庭院植物，也渐被乡民们引种。（羽离子撰《对南通旅游资源的品牌与开发的研究》，在施景钤主撰《南通旅游业发展方略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09-110页）
来自西方的文化曾经较深地浸染过这一地区，甚至于若干拉丁语等的词汇也进入了本地方言。例如今日海门、启东人在表示感动、感谢或惋惜、可惜或无能为力等时常常口称：“赛古来！”其实这正是拉丁语的祷念词“Saecula!”。拉丁语主祷辞中的末句是：“et in saecula saeculorum”。其原意是：“在时间的任何时刻（都在的主啊）！”。此句的两个主词的第一个就是saecula，而后面的主词仍然是这个主词的屈折体；两词并列，本质上是同义修饰。所以在祷念主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都连称两个“赛古来”，但也有极少数人简化地只念一个“赛古来”的。它之所以进入了海启方言，是因为在彼处乡乡都有天主教堂的旧时代，当西士诵念《圣经》或讲述劝善故事时，听众们不断地以教会的神圣语言拉丁语应答：“赛古来，赛古来姆！”或“赛古来！”以及在遇见某些情况时，信徒用以祷念。久而久之，经世代相传，此话遂进入了吴语系的方言之中。
世居南通城内的蒋煜（字秋田），曾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采用了西式发条为动力而以齿轮系统传动的多功能浑天仪；又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以地球引力为主动力，采用无链而绕轴的竖立圆片状摆盘，通过增减摆盘上的水银匣内水银的多少以调节摆盘的摆幅和摆速，辅以用西式的游丝和弹簧来弹推而使摆盘能终年摆动并能带动齿轮以记时的万年表。其仪器于航海、天文的测度，都深有意义。而这，正是会流中西文明才可能结出的科技成果。
道光十年（1830年）出生于海门的黄伯禄（字志山，号斐默，又名彼埃尔黄）早年习西学。他精通拉丁文和法文，一生用这两种语文和中文著述甚多。黄伯禄在海门任主教，后任徐汇公学校长，以后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等处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和整理教史的工作。他经很多年的搜考、分析而整理出了中国历史上的6000多个地震记录；与法国在华科学家恒瑞·高舍尔及耶柔姆·托巴一起基本完成了法文的《中国地震总表》的编撰。这一巨表反映了从公元前1767年至公元1895年的3700年间辽阔的中国地区的共3322次的地震，虽有遗漏和错讹，却是世界地震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地震发生史的系统实录和研究；1909年在徐家汇印出了其初稿，影响很大。1913年，该著作的完全本出版。因其学术成就，黄伯禄生前于1899年及去世后于1914年两度荣获法兰西研究院的著名的儒莲奖。他还研撰了《中国和欧洲朔日年代对照表》、《中西历日合壁》、《中西年月通考》、《从法律观点看中国婚姻》、《中国所有权中的专业概念》、《盐之公卖研究》、《行政文集》、《中国纪年论集》等等及帮助学者德莫依最完成了专门报告《中国古代太阳黑子观察》而总结了太阳黑子的爆发周期。江海文化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性和会通天下的博大胸怀，那么，黄伯禄就不会有如此的杰出成就。
江海平原的居民其实很在意主动地寻求世界的智慧。本地海门一书香之家出身的黄廷彰就曾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乘船东渡至意大利，自八月十一日起入读于那不勒斯的文华学院。黄廷彰在意大利学习了十年才回国。在海外时，他曾游历法国等地以增广见闻。（羽离子撰《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39页）而这样的奇事，在那个时代的其它地区是极少发生的。
由于江海平原人开放的胸襟，世界文明就能较多地投射到这块大地。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天主教会在南通的东南地区先后开办了西式的医院、学校、育婴堂、读报社、各种学艺班等等，其中著名者为建在海门的锡类中学和广济医院。
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基督教会派遣的医生来南通州创办了规模尚小但为此地最早之西医院的“通州医院”。光绪年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恰普曼学院决定向此城市赠送一所医院以为礼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美国医生雷登夫妇在该城的南大街购置土地而开始建设这座医院，次年落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长三角北翼历史上第一座近代化的西式工厂——由中国人自主经营，但是由英国专家汤姆司设计的大生纱厂开始在通州城的北郊唐闸兴建。
1919年，李耀东的夫人和美国教士高诚身的夫人在城里创立了基督女校。该校于1929年改称南通私立崇英女子小学校，至1933年又改为私立崇英女子初级中学校。1919年，高诚身还创立了英化职业学校。不久，南通基督医院附设了由妮娜·杜琵女士和南茜·弗莱女士负责的护士培训学校。从那时起，一所唐闸英语夜校、一座藏西文书数千种的图书馆、游戏房、阅报房、附属于学校的体操厅、妇女俱乐部、男子社会俱乐部、青年联谊会、稻麦良种和新农业技术的宣传推广等，先后出现在南通。
到了张謇等一批杰出的工业家和改革家们主导本地近现代产业发展的时代，南通加快了怀抱世界的步武。张謇积极地延聘了一批熟悉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人士前来。例如，日本教师木造宫俊、吉泽嘉寿之丞、森田政子、西谷虎二、宫本几次、木村忠治郎、远藤民次郎与照井喜三、德国医学教师夏德门、英国纺织技师汤姆斯、工匠忒纳、德国化学工程师密勒、德国药学教授托姆司与化学博士替尔、日本制盐技师崛田信男、德田乙五郎与石井千代吉，荷兰水利工程师奈格及其子特来克，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平爵内、美国摄影师哥洛今，等等。此外还随时相机地邀请海外的各类学者、专家来江苏或南通，例如让江苏教育会把英国哲学家罗素请去演讲，请已至中国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育家推士等来通演讲，等等。而庇护朝鲜爱国学者金泽荣以来南通定居，更是体现了江海文化的极大的包容性。此外，派送优秀青年出国留学和从海外归国的人士择聘来通的则更多了。
而张謇和南通人士们创办的博物苑、图书馆、翰墨林印书局、伶工学社、女红传习所、各类学校、气象台、报社、图书公司、等等，无一不是“祈通中西”的结果。张謇在世时的南通快速发展，在中国起了模范作用，激励了各地的积极作为。如果没有江海文化的交通天下，会流中外的传统，张謇等近代实业家们就未必能提出高远却有社会基础作支撑的努力目标，大众也未必能接受和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革。
挽江接海，内汇吴越荆楚又内地南北，外望朝韩日本，远通天下而无远弗届。如此形势，决定了江海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其人民能重视海洋并能很早地跨越海洋而呼吸世界。江海文化还是包容的文化，它因会流中外而使得自身厚实丰富又绚丽多彩。
在当代，作为中国首批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的南通，一直向全世界展开着热情的怀抱，已有一千多家外资企业在此长江北三角洲落户。南通还和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巴西、纳米比亚、俄罗斯、博茨瓦纳等国的约20座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该市的10万多侨商已经遍布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其物质文化产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此而走向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南通的经济总量，文明程度，江海平原养育出的科学院、工程学院的院士等等高端科技人才、文化和艺术界的优秀人士以及百科百业的精英等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之高，都已经位列全国的前列。正是改革开放，包容海纳的思想和文化的态度以及相应的作为才使得该地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如此进步与伟大成就。
然而，这也足以证明，如果对文化的传统没有客观的认识，如果不能提炼和发扬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所谓的历史和文化反过来却可能会萎缩我们的蓝图和拖累我们的努力。在全球化的时代，江海文化中交通天下，会流中外的优秀特性值得也更有必要作更全面的弘扬。欢迎和拥抱的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还应该有民主和自由；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和贸易，还要社会和环境的健康以及对人的创造力和权利的全面保障的经验。那样的文化，不仅将有助于生产力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能更好地滋润乡邦家国；还将使江淮大地乃至中国能够进一步地为所辐射到的更广阔的世界提供更耀眼的光彩和贡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