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onse to Mr. De’s conveying about the opinion of the genes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答德先生传达的远古中国人基因外传之说

 

Response to Mr. De’s conveying about the opinion of

the genes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羽离子撰 by Yulizi (Jian QIAN) 

 

 

一些国人对西亚两河流域、北非、欧洲等的古代文明曾经影响过华夏文明的情况比较恼怒，遂不断地撰写了一篇篇的文章来论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实很落后，并没有那么古老；楔形文字的泥板书是伪造的；古埃及金字塔是很晚才用原始混凝土等砌起来的；古希腊文明只不过是民间神话而实际不存在，一切古希腊文献都是后世人编造或凭空翻译的；英国的大石阵等甚至只是几百年前才搭建的；…… 还有些人则异想高妙，称两河流域、印度河谷、尼罗河三角洲等等地区的早期发达的文明，其实都是华夏古人例如夏朝人、商朝人、周朝人等等前往建立的。……然而，这类企图推翻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史的说教，实际效果并不大；也就是说相信之的人有，但不多。    

另一些相信远古东亚人是独立起源于今日中国之地例如起源于北京地区的国人另辟蹊径，希望远古“中国人”的基因曾外传至西亚、地中海和全欧洲。于是，就有说丹人、欧洲人等啥啥人，含有北京地区古人的基因云云的。本来，今中国之地上的古人基因的外传，与世界各地之人的基因外传一样，都是很自然的可能之事。所以，彼等设想，即使有冻死和饿死人的长达几万年的冰期发生，周口店地区等的直立人还是在被灭绝之前就通过基因绕道境外而在后来最终转回了中国，以致今日的这块文明大地的主人的先祖仍然还是周口店人。   

然而，远在一度灭绝了东亚人类的东亚冰川时代以前，曾存在过的北京直立人的基因外传，与重新从非洲走出的新类型的智人在间隔久远之后的东来，其关系实在是微乎其微。况且今日已无法对至少已被灭绝了十几万年，连其化石都找不到几块的北京人做基因检测以证实。所以这一说法就连一丁点的证据都找不到。 

于是，其中的一些聪明人就称在冰期之后的“中国人”例如北京田园洞人、河南许昌人等等虽然在后来也灭绝了，但是他们的基因早已外传给了西南如青藏高原以及中亚等的古人，再由后者传回了中国东部。但是这样的说法无法掩盖田园洞人、许昌人等等也是在人类重新走出非洲后，属于前来东方之智人的不同支系这一事实。 

以上的种种声张；一方面，恐怕是由于一些“研究者”包含了过多的狭隘的政治情结或种群自恋情结而产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的研究者和新闻媒体等对“基因”这一语词在会被多解的语境中没有给予严谨的说明，从而让一些读者误解了所导致。    

骨骼石化后其有机质含基因一般都被破坏殆尽。仅在多重偶然的极端情况下例如在永冻土层、绝氧环境等等里，其亚化石内部未石化的部分如大骨的骨髓、齿心等中才可能残留一些可测基因。所以无法通过对化石的表面的洗溶、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各种折析等来检获其基因信息。而对罕见有获的重要而珍贵的大骨、牙齿等进行激光切割、粉碎、浸溶等等，一般是不可能被允许的；所以迄今尚无北京猿人、许昌人等等的基因图谱。

 

国内有人类学家的关于许昌人的论文里虽然几度使用了基因一词，但只不过是凭骨型例如头骨的局部而推测的“可能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之类语境里的用词；并非实际上的基因检测。但有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等等对之夸大无边，例如有见《许昌人头骨出土，考古发现震撼世界；学者：终结中国人非洲起源说》之类的耸人听闻的大文题。 

.

从远古的尸骨身下的土层里寻获残存的基因，犹如仅从其土壤中寻获碳同位素等以检年，虽是不大可靠且清除已有的生化干扰最为困难，却是目前无法之中可用的唯一方法。幸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用其法，寻取到了一些仍在继续分解中的田园洞人的基因；惟测得的数据仅占人基因组数据的0.03%。如同在欧亚各地已被提取较多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一样，都仅仅是获得了古人的线粒体、染色体等等的零散片段。要靠参考现代人的基因链才能为上述古人拼凑出少许系列组的局部，才能够据其有时含混而有时尚略示的蛛丝马迹来推测田园洞人含有丹人等的基因。不过目前显示了现在和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还是处在学人们继续探索和应对质疑的阶段。

但是，有的还是已可明确的，即对于田园洞人，全程负责了对其检测的专家付巧妹已说明：田园洞人是已灭绝了的，归属不明的古亚洲人。不仅其在基因系列上是与欧洲人“分道扬镳”的，而且还“并非现代的东亚人的直接祖先”。     

上述情况为气候史与冰川地质学的证据添加了基因检测方面的佐证：部分当代中国人体内的微量的丹人、尼人基因，皆与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直立人无关；而只是在第四纪的最后冰川后随重新进入东方的智人所带来。   

 

（结束）

THE CHANNEL FOR BRONZE SMELTING AND MAKING INTO CHINA

 

The channel for bronze smelting and making into China

 

青铜冶制进入中华的通道 

  

by Yulizi (QIAN Jian)  羽离子 撰

.

（Subject words: Sanxingdui historical sit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senic bronze, South Russia corridor, The road of bronz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因为黄先生发给我一篇关于三星堆遗址与文物的长文，我写了一篇《哈拉帕是夏朝西迁后的都城吗？》以为答复。另外，今年4月中旬，高先生也向我推荐过关于三星堆研究的文章。我遂在一微信里叙述了千把字。前六百多字是谈文物测年的数值有不一致或不准确的情况；但测年仍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惟有时因物品出土地层不明而不得不逐一做较大数量的物件等的测年……后四百来字忆记了我过去把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并非是中国人独创，而是域外输入的历史列入了讲义的情况。

二十来年前因尚无对之述明而正式出版的高校教材可以依循，也没有官方的通报可以仰仗；所以讲课时对此还是十分谨慎的，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没有多言。熬到十三年后，中国新闻周刊（其驻美记者站于去年即2020年的6月被美国列为“外国使团”之一）在2013年6月公开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西方传来的》为题报道了甘肃河西地区出土的一些铜器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都使用了早期配方的砷青铜。随后，国家的新华社等和一些官方报纸也正式地给予了报道并说明了其中一些铜器与上述境外地区之铜器的器型、图案等亦基本相同。这是权威的国家级的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境外。

因为涉及三星堆遗址考古引起的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遂把前面提到的我的上述留言里的后一部分稍作订正后贴附于下：

“在夏末以前，中国境内已经有比中原更早的青铜冶炼技术。塞种人（斯基泰人等的统称又指这些人的先民或后裔）等人群携之沿南俄大草原向东，再从阿尔泰山带之到贝加尔湖地区，再南下到中国北方，再传入了中原。另一路则从阿尔泰向南再渐次地经甘肃而到中原。这才有了夏末商周的越来越发达的中国特色的灿烂辉煌的青铜冶炼技术。我早先即把带回来的海外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补证等，作为从2001年起始讲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小节点。那时，虽然国内专家里有明白的，但在国内的历史课里，可能我是最早地正儿八经地讲述此青铜入华之路的。现把我2002年编写的此教程教材里讲到此事之讲义局部（后来另在PPT里补充了更多的照片等）的简章（曾在2013年7月粘接在短文《早期青铜文化东入东亚各路的先后尚不能确定》里而公开发布）发上供参核青铜技术的入华其实早在夏商王朝会冶炼青铜之前。也供可至今仍主张是中国人自己发明了青铜手工业的人士批判。   

优先考虑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来自国内。如果其技术等确实不是来自夏商，而可能的青铜技术从北方南下至彼的其他途径又还很模糊；那么，在未予廓明之前，可不作断言；或相当谨慎地试探不同的来路例如来自南亚、中东等的可能影响。三星堆青铜铸造法及其文化基因的来源或可能不是单一的。   

现在离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还遥遥无期。连1986年那次三星堆考古的本可及早发表的报告，至今都未见全部发表。所以，对其他的问题，许多人还无可了解。”

尽管离最新的三星堆考古的全面报告的问世还有些年头，但离我2002年编写好《上古华夏人》的讲义和2013年撰写的实质是不能认可中国青铜文化发源于中国论的博文《早期青铜文化东入东亚各路的先后尚不能确定》，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有些情况已经更加明朗和明确了。所以，为了回复高先生发的意见征询，今年8月15日，我再写了一件青铜文化传入中国的早期史的微信，现将之转贴于此：  

“我因研究青墩文化，遂自动加强了我过去对华夏古文明起源的探索。目前的心得是远古人多批次地间隔地沿欧亚北方的草原通道向东，一直到近太平洋处。各部分分别从阿尔泰山山麓和更东的贝加尔湖周围而向南，进入了今中国的地域。后者形成了东夷人的祖先。东夷人祖先沿太平洋西海岸南下，与从非洲出发而经过印度洋向东的南岛人在中国东南方相遇并融合，而成后世中国东部近海的主要人群。其中的主体被称东夷人。商人-秦人，都是沿黄河西迁的东夷人。三星堆文明包含了西亚和南亚文明的因素，但也包含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因素。目前可知，它是各地文明的一个杂合体，是包括了原始南岛人和原始东夷人等的杂合人群的文明。只是古西亚和古南亚文明等在三星堆文明中各占多少比重，各据哪些方面，还有待考古挖掘活动包括费日长久的文物的复原和鉴定工作的完成及各种科学考古的报告书的公布，才能对三星堆的文化作出可靠些的判断和评价。”  

现在，在下面附上我在2013年7月19日发布在博客里的《早期青铜文化东入东亚各路的先后尚不能确定》一文，因为其中附有我2002年写成的讲义《早期华夏人》专讲里的第三章《早期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中的第四篇“青铜文化（the bronze culture）”里的数页。最后另附新华社在该博文之前3天的一篇新闻报道。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以下为2013年7月19日发布的羽离子的博文）  .

 

早期青铜文化东入东亚各路的先后尚不能确定

 

We Haven’t Yet Affirmed along Which One among Routes the Original Bronze Culture Eastwardly Come into China Was the First One.

 

羽离子 by Yulizi (QIAN Jian) 

 

 “先有东灰山遗址中的铜器，后有中原一带商周的青铜器”，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考古表明甘肃河西地区在我国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提法虽然轰动，却提得过于急躁而有些冒失。  

 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出土四坝文化（约前1900-前1400年）青铜权杖头。上世纪末我已判断其与黑海和里海地区出土的杖头几无二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其实在沙皇俄国末期和苏维埃初期的1914～1922年间在欧洲第聂伯河东边的支流塞伊姆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早期的青铜文化遗存。因苏维埃国家建政之初，无力继续考古工程而停止发掘。1928年，苏联考古学家捷普劳霍夫在叶尼塞河中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了更集中更典型的早期青铜文化，将之以具体发现地的村庄为名而称之为奥库涅夫文化（俄文：Окуневская Kультура，英文：Okunev Culture）。该文化的出现年代约在于公元前二千年的上半叶。旋在该盆地的巴捷尼村发现了覆盖了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的晚期红铜时代到早期青铜器时代的阿凡纳谢沃文化 (俄文：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 Kультура，英文：Afanasievo Culture)。这些这一西伯利亚南部的早期最大的青铜器生产的文化深远地影响了包括古华夏地区、北太平洋西岸和朝鲜半岛北部等在内的整个东方。

十多年前，我研究了海外的包括了较多的出土青铜器照片的各种原始的考古报告与先期探索等，形成了早期青铜文化是从几个路径进入东亚的认知。其中主要的一路是沿着阿尔泰山之北向东到贝加尔湖区域，再向南进入黄河河套后，再进入华夏中原；另一条主要的路线则是从阿尔泰向南，再经甘肃而到中原。由于苏联时期沿前一条路线发掘出的青铜器较多，与中国东北、内蒙、华北等地先后出土的青铜器的型制等高度相似，且测定的其伴生物的年代也普遍地早于甘肃一路的，所以有可能是早期青铜文化最早进入中国的一路。之所以早，是因为这一路的文化传播主要是游牧和半游牧的塞人群体（其种群的一部分为后来的斯基泰人）所为。武器和炊具等用坚韧而不会摔坏的铜制造，确保了他们的生活和战斗力。而塞人及种裔斯基泰人（又译作西徐亚人等）在东西方之间的迁徙、移动十分迅速，远比阿尔泰以南的从事定居和半定居农业的绿洲居民的动迁要快捷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2013年）6月27日也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西方传来的》为题报道了相关的内容；其它各大媒体对此也多有报道。

中国青铜文化并非本土产生，而是源于西方，这是我们等一些学者们早已知道了的事实，为什么近期才由重要的官方媒体对此给予公布？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了，大家的思想越来越解放，多少脱离了自以为坚信北京猿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及坚信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所缔造就是爱国的这类狭隘无知却又盲目固执的状态。二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能阅读严谨的各国的考古报告的人多了。再者是网络普及了，对过去无从一知的信息的获取如今已变得十分容易了；也没有谁能够将信息和知识长期隐瞒了。

我的约完成于2002年, 稍后微有修订的论稿《上古华夏人》已陈述了这一早期青铜文化向东传播并进入华夏腹地的历史。（第三章“早期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 中的第四篇“青铜文化（the bronze culture）”） 以下贴出该讲义里的数页（第1片图上端的几行字是该专讲第3篇“红铜文化”的尾部）；这只是我那时编的教案资料。我另为我本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各类专讲都编有了更精美的PPT和PDF套组。

西亚-中亚的环首柄、刀脊线、弧刃、銎管等等递进性地反映在东亚的夏代到战国的青铜兵器上

附录： 

 

考古表明甘肃河西地区在我国最早使用青铜器

 

2013年07月15日 10:27:38 来源： 新华社 

 

　　甘肃省河西走廊“四坝文化”东灰山遗址中，曾先后出土了16件铜器。日前在兰州结束的东灰山遗址研究座谈会上，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铜器要比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早，甘肃河西地区是我国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

　　“先有东灰山遗址中的铜器，后有中原一带商周的青铜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说。

　　“四坝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民乐、山丹两县境内的四坝滩，于1956年被考古界命名为“四坝文化”，其中出土文物较多的是民乐县境内的东灰山遗址。

民乐县文物局副局长陈之伟介绍，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系对东灰山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清理墓葬249座，出土石器、陶器、铜器、金器等各类文物1003件。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碳14测定，这些文物距今4300年以上。

 

（记者连振祥）

Discussing one of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rehistoric Gods Armed to Their Teeth

 

Discussing one of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rehistoric Gods Armed to Their Teeth  

 读《武装到牙齿的史前众神》后小榷 

 

 by Yulizi (Jian QIAN)  羽离子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曾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武装到牙齿的史前众神》之文 (网上一搜即得)。文长，故分成上下篇以发。中国新闻网等也给予了介绍。日前又见友人在小网群里推荐之，故再读。

在此文里，作者辛劳地细心汇集了八十件左右的华夏上古的陶、牙、骨、石、玉、铜等质地之文物的较高清图像；这些很能说明在那漫长的史前时期里至金石并用之时，南北各地神人长有獠牙的现象，还有助于追溯各处神人像的可能的源流；所以此论文值得被注意。

这里小榷此大作的结论之一即最后所称的为神像配附獠牙是表示了古人的野猪崇拜的这一结论。  

 

 

文称：“还要提到郭静云一次名为《商代礼器人面寻钥》的演讲，……她明确指出高庙文化的獠牙是野猪獠牙，他们当时是对野猪崇拜。她例举各地崇拜野猪的遗迹，注意到野猪獠牙在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的发现。她说北方兴隆洼文化中期是崇拜野猪的猎民文化，渭河流域半坡文化对野猪崇拜，只有男性随葬野猪獠牙……这个判断大体符合实际”。 

对此，我的拙见是这从原俄国犹太裔的汉学家郭静云的立论引出而认可之的结论难以成立。因为：史前时期的人类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各部落间、各族群间、彼此争夺狩猎和农耕区域等等的残酷斗争持续不断。所以，被崇拜的神必须是能威胁、恫吓其他族群，而能保护本族群的某一很厉害而强悍的象征和精神支柱。简言之，应该只是獠牙例如野猪等的獠牙有强悍性，故而可构成上古人崇拜的一部分，而非野猪崇拜。野猪，只有被捕杀以食其肉，寝其皮的份。 

古代欧亚非大陆的一些部落有把被猎杀动物的头颅去除皮肉后将之悬挂以彰的，看起来牙角狰狞。这不是被崇拜，而是用以宣示追捕者和这个部落的英勇。一两个世纪以前，非洲的马赛人、哈贾人、桑人等等中的一些村落还仍在其聚居地四周的栅栏或树篱上挂着羚羊、疣猪、鬣狗、狼等等甚至狮子的呲牙头骨；并非是崇拜它们，而只是展示这个村子的厉害和富有。  

其次，从商周青铜器可知，上下长獠牙交错的图形表达，只是到了商代晚期才出现于其上；因此，部分古陶器的生成时代就不得不需要重加谨慎的斟酌。

商代起，着意对獠牙刻画的情况大减；以至其在一些类型的物品上消失。拙以为其原因之一实是进入粮食产量已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后，不大需要以前狩猎时代的凶猛搏杀了。再一方面，青铜武器在逐渐普及；此时再威武的獠牙也比不过青铜刀矛了。所以，只在少量的器物上，还雕刻有獠牙。而到了更后来，就几乎只有在起到看家护院之类的恫吓蝥贼的铺首、锁环垫片和极少量的其他物品的兽面上还留有长牙了。

另外，文中被列图的个别文物，例如某玉质文物，尽管已被海外的博物馆收藏；但我仍然难以轻易相信其是古代的真文物。

碰巧也研及上古的这类物事等，故顺便短榷。  

 

（结束）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carved on the antlers and bones of the elks under Qingdun land 要特别重视对青墩鹿角骨古文字的研究

It is suggested to plan and start-up the project of "decipher the engraved characters, which might be the earliest scripts in China left by the ancient residents, unearthed from Neolithic Qingdun, Jiangsu and other ruins more than 5000 years ago"  

 

  Proposer: Yulizi (QIAN Jian); May 6, 2019.  

建议人：羽离子（钱健）；2019年5月6日

要特别重视对青墩鹿角骨古文字的释读

.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carved on the antlers and bones of the elks under Qingdun land  

(Hope someone can download and save this document as historicl evedence.)

建议规划启动以青墩上古遗址

出土字符等为研究对象的中华早期文字释读工程

 

 

     建议启动这一工程（或称计划、项目等）的原因是需要用文字实物才可能向世界证明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在甲骨文前的中国已知的一切古字符，除了青墩字符外，全都不符合文字得以成立的两条基本准则。因此，特具条件的海安方面理应义不容辞，而尽快整理出或协助我们以一起整理出青墩遗址的具有华夏文明优秀成分和标志性内容的最早的文字材料，以争取实证中国已有五千多年的文字史。以下分八个部分来分层叙述。    

        

一、世界各古国文明史、已知现实的差距及所导致的矛盾

 

     人们对文明史的认定标准，差距较大。虽然除了古埃及所在的北非地区以外，其余没有早期文字史的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及一部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等，认为上古时只要会用火，会制作工具、陶器、斧矛弓箭等武器，会构筑聚落区的沟堑墙垒等等，就是文明时代。但学术界一般仍认为：人类的社会史，至少已有几十万年；而文明史的开端，则很晚；须有文字的发明并用以记录知识、经验而可传播之，才可被认定为是文明史的开端。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的古文明区域例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包括古希腊地区在内的地中海东北岸、古印度、古中国等等，都有成熟的文字。只是在这些文明区域的文字里，中国的已知古文字——甲骨文出现得最晚。经碳14同位素测定，最早的甲骨文载体只有三千二百年的历史。不少人设想甲骨文还应有个较长的发育期，再加上为了让甲骨文的出现能与商朝的开端同步，才述称甲骨文是在三千六百年或三千七百年前形成的。 

 以上已知事实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弄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史，并向世人展示过硬的文物证据和提供严谨可信的鉴定与研究的学术成果。

二、国内有条件的地区都在努力发掘文化积淀；争取弥补文明史上的空白或短板

 

     可简单例举一些情况：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陶豆画符和陶尊刻符、山西襄汾的陶寺朱文、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的古陶文、高邮龙虬庄陶片刻符、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陶片符号、青海省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后期的陶器图符、湖北石家河文化陶符，等等，都晚于江苏海安的青墩时代。而黄河中下游马家窑文化前期的陶符、环太湖地区的良渚刻符等等，也都晚于青墩刻符的时代。至于广西感桑的官方自称是中国最早文字的其当地石板上的刻文，以及河北藁城的相当于商朝晚期的象形文字等，都是更晚地出现在甲骨文时期，故无须一论。以上诸地中的陶寺朱文、大汶口符号、丁公陶文、龙虬庄刻符、良渚刻符等，尤其是龙虬庄刻符，都是当地和一些人士强力主张是中国早期文字的。国家重视寻找古文字；龙虬庄所在的高邮前几年就以寻挖更多的中国早期“文字”的遗存为申请的重点，因此而获得数亿元的考古经费。 

        分布在陕西省西安附近的半坡、姜寨等各处仰韶文化的陶片符号、以及湖北省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一些刻划符号，大约和青墩麋鹿角文字同时或稍早几百年。但这些符号也依然只是单个地在陶片上存在而从未成组连缀地出现过。

        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个别符号、安徽蚌埠双墩的陶片上的符号、河北裴李岗文化的杨家湾和磁山的陶器刻符、甘肃秦安大地湾陶器表面的装饰图案、湖南长沙南托与大塘的图画等，都早于青墩时代，但它们都不是文字，仍然只是单个的图案、装饰图画，或在某一陶器上仅仅是单个出现的符号，甚至残留在陶片上的只是整体装饰图案的一个角、一个局部。这些都无法被看作是文字。 

        至于被宣称是古文字的湖北省宜昌市杨家湾陶器上的图形等等，以及内蒙古阴山及红山文化的大黑山等地和宁夏中卫北山大麦地、贺兰山等地的岩画崖刻等，要么还是停留在陶器上的单个的刻画图形的状态，要么只是岩画、岩刻的黄羊、鹿、狗等动物而已。 

        另外一些所谓的夏铭、草原骨刻文、玉石文等等，即使是持有者自称的其时代，也都远远地晚于青墩时代。而其中的少数纹形是因自然界的理化性或生物性侵蚀而生以致被误认；而大多数则被认为是当代商业性的或其它意图的新制作。 

         ……

 

三、文字成立的基本条件与海安青墩字符的认定

 

        如果解决了部分青墩字符的释读问题，其对中华民族、以及对世界文明史的正确认知，都深具意义。而且，海安也就是中华民族文明之光升起的圣地。 

        我在2004年编撰给同学们观看或课外参考的课件《文明的曙光——对青墩的考察》中提出了能被称为文字的两个基本条件亦即基本准则：  

     （一）文字要能被隔代和异地的人认识和理解。  

     （二）文字要能连缀成串，以可同时记录动作的发出者或动作的接受者，或同时表述事物的名称及其状况，等等；这样才可能最简单地记录知识或经验而传播。

        然而，研究的结论是：所有已知的在青墩骨字之前出世的中国各地的符号的绝大多数，都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或其它物体上的，并未联缀成文。唯独在甲骨文出现以前二千年就已问世的青墩骨角字已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并且有时还联缀成行。而且，青墩骨角字已经可被部分释读。因此，青墩文字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真正的文字。（以下为我释读的青墩出土的骨角字符之一的图示。这段骨角的背面另有文字。）

        文字的发明，不是与农牧业发展、建筑的完善、城镇的出现、工具的改良等等完全同步的，不是同比进展的。文字的发明会由于各种偶然的因素而触发、产生，例如环境险恶又频频突变而必须占卜，从传言闻知外邦人会刻划符号以记事，为防止重要结绳被改或朽毁而仿刻结绳的关键表达式于骨角木陶上，不得不向天神表达诚意而不得不契木契骨等为凭，…… 文字的出现与其氏族、部落等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常是交替的而并非恒定正比的关系；这方面，世界各地屡有实证。不比陶器的泥坯，骨角很硬；上古人缺乏更坚硬锐利的工具，且操作艰难。但上古人仍坚持而为，可知其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而不可不为。

       有些关心的人可能会有疑问：所看到的青墩骨角上的符号大多只是横线、拐角符、竖线等的简单刻划，这些难道也会是文字吗？回答是：它们完全能够是文字。近似的例证之一就是罕见的欧亚大陆上古的伽文字、窦文字，它们几乎都只是一些平行的横线条、折角线和并不与之交叉的竖线条，似乎完全不可能是文字。

 

  （图1我的已刊论文中所释读的青墩遗址出土的一枚麋鹿角上的刻文。羽离子绘）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世界古文字研究界已经破译了这些简单至极的文字的大半。它如葛翰姆的上古文字的大多数也只是用并列的短横、短竖来组成，而且也已经被译出了大部分。所以青墩的简单刻划也能够组成文字，这是没有疑问的；是不能用两千年后的汉字的组成方式来设想青墩文字的组成原理的。 

 

四、青墩骨角字的字符资源比较丰厚

 

        上世纪七几年时，考古队在青墩只做了很小片的极有限的探方式点状考古，就已所获惊人。而比诸探方面积更大千百倍的遗址区并未发掘。所以未出土的带字符的物品的数量必定有相当存量。这些刻有字符的物品不仅包括骨角件，还可能包括泥陶件、未完全腐朽的竹木件等。在上世纪考古时，几件布满刻划的麋鹿骨角只是被当作留有普通切割砸凿痕迹的残件或装饰件。在现场，也没有人想到其刻划他们是字符，也没有人意识到或短小或破碎的古麋鹿骨角上也会有字符。

        因此，40多年前在青墩台地开新河与紧接着掘探坑时挖出的较多的断碎麋鹿骨角就被当作累赘的废物垃圾，而先后被重新挖坑埋掉或填沟凹了。我们在调研后获知，确有上述的事况；其先后被弃置骨角的数量还不小。而这些骨角垃圾极可能包含着重要字符。 

        青墩台地的范围并不大，但青墩遗址区和文化的扩散、影响的范围以及同文化圈的范围，又及与其它遗址的文化的交融、交接的范围则都很大。我们经田野调查而有知，周边与青墩文化同质的一些区域也蕴藏有类似的刻有字符的骨角等。而在与之稍远的一些上古遗址区，也发现有零星的刻符，它们与青墩刻符同属于一个定义表达性字符的大体系的可能性也较大。何况，研究任何古文字，最好都要有亲缘的或不同体系的类型来参照或对照。所以在本项目题中“以青墩上古遗址出土字符等……”里特地加入了一个“等”字。总地来看，研究青墩骨角字的潜在的字符资源相当丰厚。  

  

五、目前对青墩字符研究的现状 

                    

（图2  青墩遗址出土的刻文麋鹿角。羽离子摄）

目前对青墩字符的研究有所突破，已有一定的但重要的破解、释读。在研究人员方面，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基本都已经因去世或年迈，而总体上不可能再从事项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教授、南通博物苑的前苑长徐冬昌先生、海南大学理工学院的耿济教授、台湾的易经学家孙振声等等。目前还在的认真地研究过青墩字符的人已经罕少；其中有海安的王其银先生、张贵驰先生等，都已是老人。而在海安以外，长期关注和研及青墩字符的人员里可能就只剩我一人了，顶多也就是我曾经带领研究过青墩字符的三四位年轻人。人到中年的他们分居于山西、福建、苏州等地。但不要紧，如果出现较多的字符文物，会有若干名其他学者来参与研究。

 青墩文字的产生与构成，不可能是既定地循后世的六书模式；即今日之学人，不可以操刀整束以把青墩文字强塞进两千多年后的汉字六书之履里。故与研的学者，可稍有但切不可局限于古汉语之人；否则就是自筑藩篱。倘有世界古语文和上古社会及其时生产劳动与器物等的丰富知识，尤为重要而有益。研撰之文，亦不必句句铁论；沐宽松的学风，允许争鸣，可广为讨论；以渐引更多的学者，以彰海安之文雅。就甲骨文而言，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专家，尚且无法解读多数甲骨文；有关单位还不得不悬赏征解。而已经被解读的甲骨文字中的多数，专家们的释义还不能全同。因为，古文字的释读是极其困难的；而对上古初文的释读，更为艰难。在研释上，不仅需有所关联的世界人类学、古族群学、古地理含交通学、古天相学、上古史学、古文物研究、甚至古代的语言、绘画和雕塑等等的宽博丰瀚的知识基础；还需要具有各种视野、不同的思维路径和不一般的见解等等；而才能更有希望地用以探索之。而本人，毕生关注和学习的方面，已包含了但还不限于上述的全部的冷门或称极其冷僻的领域。 

        我本人虽然已年老，但仍然有还未完成的沉重的科研任务即科研项目要抓紧时间地做；我自己已在一生中先后完成了预研究的数百个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的自选主题的研究，也想要做；但我同时最挂念的仍是青墩字符的问题。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收集了全世界的不同的上古字符，积累了几千份中外文的相关论文和研究的素材；对青墩字符在其中的位置及特点等等了如指掌。如果再过六七年，已经早衰的我估计自己将很可能会丧失研究精力；所以想趁自己还有余力时能对青墩字符的研究作一些奉献；否则，我的知识和认知的长期积累，就浪费了。而要使其他人能对青墩字符保持十多年的毅力来锲而不舍地收集世界的材料等等，从而积累起相当的经验；也不见得真有人愿意。即使能有人愿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趁寥寥的深有兴趣和意愿的研究人员还能有力气研究时，建议海安方面能尽快地努力争取解决关键的增加研究所需材料的问题。   

六、增加研究用刻有字符的骨角等材料的途径

 

        为研究人员增加可用于研究的带字符的骨角实物，是本工程的重要目的。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目前可以获取研究所需的带字符的骨角的途径有三条：

 一是申请从南京博物院等调回几乎全部的此类物品，无论残破，皆清点收回。这远比仍让其在彼处仓库的角落里再深藏几十年而罕有人知晓或乏人问津要好得多。对无法交还的，海安方面派人前往该单位商请彼方或我方对之一一记录、测量、拍照、检验等，并商定允许我方研究人员例如我等可到该馆甚至驻馆研究其文物实体。

        二是请当年的老人指示40多年前曾经倾倒或填埋废弃的麋鹿骨角包括其碎片等的具体地点和河沟等，请人将之重新挖出或捞出以细致检查。此事不宜延迟；因一二耄耋之人，一旦不在，线索就断绝。这不是考古发掘，只是保护性处理已被弃而在毁灭的垃圾，不涉及法规的限制问题。如发现有刻划字符的，不论残全，皆交给博物馆登记建档以藏。   

        三是以采集中国早期文字等的重要理由来向政府的职能部门申请部分发掘青墩遗址区含远在青墩台地以外的潜在的遗址区；以获取更多的字符实物。如果专业考古队在这些地点的作业中有重要发现；再申请调整、扩大发掘区域。

 

七、地方政府应助立甚至主导这一文字研究工程 

  

        现在的政府领导人普遍地都能力很强。相信海安地方领导中当没有颟顸短视或懒政的人。寄望政府能多为未来着想，多为民族着想。文化也是核心竞争力，倘能善加利用，其惠泽将会十分长远。上述建议如果被采纳，则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文史工程，而给予科学的规划和踏实的操办。政府可委托具体的社团、部门甚或学人来承负工作。要注意的是：因研究资源的采集、研究的艰难探索，藉以对外宣传海安等，都是不断推进的长期进行的工作；也因这类研究需要学人的多年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等；所以在时间上，不可限定也无须限定时期。长期性，是本工程的一个基本特性。   

 

                      

  (图3  青墩遗址出土的刻文麋鹿角。王其银摄） 

 

        我本人不参与该工程的管理；虽然一些研究所需的支出应该报销，但本人不介入该工程的经费事务。本人将是退休的研究人员，主要是自己从事研究和参与一些本工程的研究方面的其他工作。 

        现在是千年以来的中国的工商业等未曾推达过的经济和文化一起繁荣的时代。先民留给海安的文化瑰宝应该值此时代，而被拂去尘土，擦洗出灿烂的光彩。 

 

八、青墩遗址博物馆应在协助研究方面起重要作用

 

        海安已建成青墩遗址博物馆，该馆内部即将开始内部布展；这很好。博物馆不仅是文化普及的场所；也必须服务于研究：即为研究提供所出土文物的总目、各种原初的考古记录和已做过的对文物的检测记录等等；要积极地索回研究所需的文物而不只是观览所需的文物而坚持不断地补足和丰富文物资源；为研究人员提供所需的文物实体；同时博物馆人员自身也尽可能做一些研究。如果层次再提高一点，还应该是对可能的海内外学人涉及的青墩文化研究的服务中心。

        希望博物馆能多联系各地各界的有兴趣的学人、宣传者、潜在资助者等；也包括联络我们等研究者；并使我们能在文物的细察、摄拓、检测、电瞄、化验等方面得到该馆的真诚支持和协助。该博物馆可以在各方面的工作中主动发挥起较大作用；但其开发、参与研究及服务于研究工作的人员与经费，则是海安市不得不预为绸缪和划拨的。     

                                                                                                                                      

          （结束。2019年5月6日初定稿，以后有所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