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

Dutian Deity Tour is the Festival with the most strong and touching features in China 都天巡游是特色最为浓烈和感人的中国节庆


Dutian Deity Tour is the Festival with the most strong and touching features in China 

都天巡游是特色最为浓烈和感人的中国节庆 

羽离子撰  by Yulizi (QIAN Jian)



         

中国的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至今还未被开发的潜力巨大的民间节庆的传统,这就是“都天会”,也叫“都天巡游”。
在华东的江海平原上传统的群众性的较大型的节令节庆活动有城隍会、关圣会、龙王会、天后娘娘会、观音会、都天会、玉皇会、吴老爷会等等。其中,“都天会”的规模最大,庆典最盛,参与的群众最多,声势浩大,名声也最显赫。目前所知的最近的一次“都天会”是举行在1947年。解放以后,虽未明令禁止,但都天会曾长期不再举行。2014年起,江海平原有过几次小范围的尝试性的都天巡游的活动。后来被有关方面怀疑是封建迷信活动而被劝阻停止了。     
都天会是否是封建迷信?有必要给予审视分析。都天会,即都天的纪念会,由于民众要扛着都天的塑像出游,故又称都天出巡。那么都天是谁?传说是唐朝的将军张巡。杨问春、张自强和施汉如三位先生经长期的研究,也认定:“‘都天菩萨’就总体意义上说当是张巡。这无论是从都天塑像着唐朝将帅服装,还是从烧‘马夫香’的装饰、表演中都可得到证实。” 张巡是什么人?是一位忠贞爱国的名将。唐代安禄山父子叛乱时,张巡领兵守北方的睢阳城以阻叛军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军掘鼠捕雀充饥,坚守破城长达半年,始终不肯向安氏叛军投降。在守城兵士纷纷饿毙的绝境下,按照一些地方的传说,张巡爱妾自杀,张巡忍痛将爱妾和自己战马的肉与兵士们一起分吃,以继续坚守,直至城破。张巡在被俘后仍大骂叛贼,最后壮烈牺牲。杨问春收集到的长江口北侧的江淮地区的职业僮子说唱的《都天家乡》也称:
   “父亲有钱张员外,母亲堆金积玉人。
无兄无弟人一个,张巡名字来当身。
过目之才了不得,文又聪明武又能。
老爷上京去赶考,金榜题名他头尊。
清平世界多安乐,朝朝乾坤出奸臣。
一出奸臣高力士,当朝一品权在身。
二出奸臣杨国忠,他与万岁子舅称。
三出奸臣安禄山,招兵买马反京城。
小小奸臣安庆绪,进攻睢阳一座城。
内无粮草外无兵,困在城里三年整。
饿死兵将无其数,只剩七十二个人。
老爷万分无可奈,饥饿之下伤残身。
张巡老爷归天去,金銮殿上加封赠。
封神不封小神将,五福都天受香灯。”

此《都天家乡》和另一部民间的道场说唱《关圣帝君明圣经》有相近的地方。后者称:
                       “鼎足三分嫌地窄,江山今换许多人。
大哥已在清虚府,关某今掌三天门。
三弟四川为土谷,每起忠良护国心。
在宋易姓岳飞将,在唐改讳曰张巡。
轮回三转皆忠烈,上帝封为护国神。
小可兵戈不差汝,大难危邦再下尘。
天下城隍皆将相,正直为神古至今。
惟人忠孝感天地,岂在持斋佛显灵。
……
敬神如在须诚敬,不可狂言亵圣明。
万国九州皆敬服,道吾忠义独称尊。
塑形画像乾坤内,如我英雄有几人?
又奉玉帝加御敕,掌握凡间善恶人。”
 
张巡殉国后,其家乡及国内一些地方有纪念他的祠堂和祭扫的仪式。但随着岁月流逝,世事迁移,大多数地方的祭祀停止了。清初,满清王廷入京后,立即恢复在明代所建的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活动。在奉祀君王中新增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和明太祖等二十一帝;在配祀贤臣中新增三十九臣,一同坚守睢阳城的张巡和许远为新增的贤臣之首。因此,对张巡的祭祀又在少数地方恢复了起来。如上海江湾地方的景德观就兼祀张巡。但江淮地区对张巡的纪念则是历时一千余年,世代罔替的。


        
  
随着历史的再次推移,除江淮地区、泉州一带和台湾外,外地的这类纪念又都先后不再继续了。江淮地区远离张巡的家乡和他的牺牲地睢阳,为什么这一地区的人民会有他的多处纪念堂和隆重的纪念仪式?因为张巡在北方与安氏叛军恶战十个月,坚守睢阳城过半年,阻挡了叛军南下而使江淮人民得以免遭生灵涂炭,所以江淮人民感铭张巡而纪念他。据传说,张巡死后,大唐追封他为“扬州大都督”。苏中人民嘉其忠烈,感其恩德,在各处为他立庙祀之。在江淮地区,清代时也只有南通州和与其毗邻的泰县、扬州等地还有过都天堂/庙和祭祀活动,但后来在扬泰地区也皆废止了。仅仅在南通地区还长期保存了都天堂/庙和一年一度纪念都天张巡的浩大仪式直至解放前夕,而保留了对张巡的供奉礼仪直至今天。
据许多老人的回忆,张巡被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尊称作“都天菩萨”和“五福都天金容大帝”。虽然群众称之为菩萨或大帝,张巡却并非虚幻的神,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老百姓为他加上各种名号,只是反映了对他的敬仰和爱戴罢了。拜祭都天,本质上主要只是纪念都天,而非宗教。都天堂,本是纪念张巡的祠堂,也即是张巡的纪念堂而已,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寺庙。都天堂内,由于供奉张巡的泥塑或木雕的像和燃有常明的香火,而有时被老百姓称作庙。都天堂通常只有平房几间,除了条件好的有道士驻居修缮外,一些都天堂平时缺少看守或只是请穷苦人或品行较好的乞丐、游方僧道人等看守,与剃度授牒制度和戒律守课甚严的僧院道观完全不同。解放初期之所以未正式将它纳入道教或佛教也正是有鉴于此。
江海平原上有多处都天堂或都天庙,主要分布在如皋市、通州市、如东县、南通市区境内。南通城区内的张睢阳庙,又称都天堂,在西门外的汇通观内。堂内供有张巡的木雕像。此堂的对联是“伊贼天所生,正以艰难全大节;郭公才不及,莫因成败论英雄。” 1958年建和平路(今人民路)时,张巡雕像及汇通观的部分建筑被拆除。南通市东十六里墩的都天堂,在解放初期还有香火,到1958年才停供,其堂房等及门前的两棵老银杏树则只是近年才不见了踪影。如皋的建于唐代、改成今名于宋代的灵威观有专门的都天殿。殿内供有塑像。1996年,如皋灵威观迁址于东郊重建后,在其第一殿内重塑了都天的高大泥像。此彩色雕塑像两侧的对联是“执金鞭显灵威神巡天境,掐玉诀护道观福庇人寰”,在都天头上的横批是“都天纠察”。这一联语与前引的地方说唱一样,显然是因都天的崇高威望而被道人们借用了;但不能因为被道教所利用就误以为张巡将军就是宗教人物。
  位于如皋城都天庙巷内的著名的都天庙戏台,始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此戏台为砖木建筑,上下两层。戏台向北;东、西、北三面敞开。戏台屋脊高耸,墙面则为水磨青砖后再加研磨,故平滑如镜。此戏台除上演都天戏外,还上演昆曲、徽戏、京戏等等。解放后,此戏台一直保存完好。1995年,因妨碍新的城市规建而被拆除。


 
   20179月拍摄的石港都天庙尚存的道寮,
可能是长江口北翼唯一有存的较完整的都天崇拜的旧建筑了)

除建堂祭祀外,江海平原上有十分奇特的纪念张巡的仪式活动,名之为“都天出巡”。群众们每年要将都天堂内的都天像扛出来,绕行乡里一周,一是让忠勇的都天来为地方上驱疫弭灾。二是沿途收一点祭品和捐钱以供下一年度里维持都天堂除尘祭扫的开销。三是借机进行群众自发的文艺会演,使乡民同乐。有的被众人扛着出巡的都天木头像的眼睛会动,随着扛夫们步履的起伏,其大眼珠滴溜溜地转,十分有趣。
旧时在长江口的北侧,全年最隆重热烈,让所有的大人喜上眉梢,让所有的儿童欢呼雀跃的节日不是春节,而是都天出巡。届时真正是城镇空巷,村舍无人,无论老少病残,都外出参加庆典和娱乐。
都天出巡的日子并无一定,该地各处的都天堂都依当地的农时等而定,一般在农历九、十月间,石港地区则在五月里。通州城区则在五月和八月各有一次。都天像出巡少则一天,多则连续数日出巡。连同出像前后的热闹日子,一般要费时好多日。届时乡人外客汇聚,人海人山,百戏杂阵,千艺竞技。由青壮年化装成成千上百的“摸壁鬼”、“钟馗”、“牛头”、“地理鬼”、“长脚鬼”、“尉迟敬德”、“结珠虫”、“野老虎”、“无常鬼”、“醉鬼”等等(注:“鬼”有时是南通人对别人的戏称,不一定是“阴世”的鬼。)在四处扯旗、打鼓吹号、划虎跳、翻空心跟头、踩高跷、喷焰口、舞蹈腾越;姑娘们穿扮成九天仙女、蚌壳精、荷花仙子、挑花篮的、划彩船的、踏脚姑娘、嫦娥、孟姜女、吹笛子的、小妖精、龙王女、通神传话的婆婆、差遣婆婆、雀儿丫头等等,在人群中结伴而行。其它各种杂耍班子、戏班子、吹打班子、功夫班子等等皆从各地赶来献艺。据记载,每次常有三十六个行当的人来此逞能斗技。行商坐贩也来此营销。大会之地,布帐篷座座、旌旗猎猎,器乐歌曲喧天,万民同乐,与今日欧美的狂欢节并无二致。已故的沈凤歧先生对南通州城内的此会有简短的回忆:“都天出巡,每年五月十六日、八月初一日,出两次会。早晨生堂点卯,呼堂、旋棍、锣牌、职事等等有几十个班。都天坐着五岳朝天的绿呢大轿,有道士在轿旁随驾。上会班的,烧拜香的,人山人海,前呼后拥,随着都天老爷出行。一路上,设香案,供菜献花的很多。……”(沈凤歧撰《南通道教历史概况》,1964年。)
由于历史发展至上世纪时,曾经在大陆的浙江、上海等地也曾有过的“都天”这一“神祗”如今仅仅存在于长江北三角洲;而都天巡游,在中国也仅仅在该地区及其个别的周边地方可以见到了。所以,南通的都天纪念和都天出巡,成了珍罕的民俗的活化石。知道了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都天出巡活动,并非真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种英雄崇拜和民间的文艺与商务的大会,是一种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在中国大陆,纪念张巡的独特仪式和系列活动主要是在南通州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特色强烈而感人的“都天巡游”是江海平原上的奇观,它的文化、艺术、精神,以及与经济的组合,是值得被重视的。

    

(传说都天的爱妾后来升天成仙了〈借用潘家园先生用旧版刷印的纸马神像〉;而都天深感羞愧难对,所以都天神的脸常常是红的。)
(完)-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

Zhang Weiying: in the recent 500 years, among the 838 major inventions in the world, none came from China 张维迎:近500年里没有一项重大发明来自中国



张维迎: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

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Zhang Weiying: in the recent 500 years, among the 838 major inventions in the world, none came from China. 

 

陈思进著  2018-10-19 02:14:03

来源:综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圈 今日头条

 

 



导  读
 
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一、近代500年里,中国的发明创新几乎为零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
 


二、中国的体制扼杀创造性
 
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
1、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
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
2、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
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
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3、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4、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
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5、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
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
 

三、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
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
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完)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The Chinese classical clothing was affected by the Middle East 与说汉服



与说汉服


 The Chinese classical clothing was affected by the Middle East 


羽离子 答述  by Yulizi (QIAN Jian)







          高老师:等有空,还请教授您回答问题。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服装,那么我们汉族的民族服装到底有没有呢?当下流行的汉服算吗? 
       羽离子:当下的汉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穿者也少;事实上只是民族时装。但放宽些定义,也不能说不是汉民族的服装。况且汉民族服装本来就是不断演变,代代不同的。
高老师:汉服是本土原创,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羽离子:上古华夏的一些陶罐、工具、武器、饰物等都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汉服岂能不是
高老师:您是推断,没有实例说明啊。
羽离子:时间也无意就服装事费力举证,而非无证也。从前我的析说印度古书插图的文章里就例说了俄、中、印等的长袍何以近似的原因。这里再补充一例:中国春秋战国时束衣用的衣钩其实就与古罗马人的以及可知的地中海北岸和东岸的另一些民族之人的某类束衣钩都很相似。而仅就更早时期的文物雕刻上可见到的部分来说,汉族的祖先之一的良渚神人的衣冠实质上也即是贵人的衣冠则基本相近于古埃及王族的衣冠。 
高老师:古埃及文化影响到了中国服饰?
羽离子:以下的第一图是石雕的戴内美丝巾冠的古埃及第12王朝的约公元前1842年~约公元前1797年在位的法老阿蒙能赫特三世,此石像现藏卢浮宫。另外,古埃及的王侯与酋长所戴的羽毛冠,从正面看,也很像内美丝巾冠。第二图和第三图是中国良渚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约四千年前刻在石片上的戴同样的内美丝式巾冠或与内美丝式巾冠互仿的羽冠的部落领袖或神人。第二图之器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第三图之器现藏浙江省良渚博物馆,此照片是我从该馆展板上所翻拍。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古埃及羽冠和巾冠的使用远早于阿蒙能赫特三世时,后来的南欧君主也有仿效后者的。
至于从先秦起沿用至今日的交领而大袖的宽袍,以及男服从腰部经腹前正中而下垂至小腿的蔽膝宽带和女服从腰部经腹前两侧下垂的长飘带等等,也并非中国独有。古代中东的包括中王朝以后古埃及的贵族男女的少数服装(下图)也是如此,以至于不看人脸和周围环境时还难以分辨这是汉服还是彼地衣裳。





      而古代时中国和中东的一些鞋子和首饰等,竟也是相同的。这一些至今被保留在中东的神庙和陵墓中的壁画、浮雕、圆雕和纸草画上以及被保留在中国的墓室壁画、砖石浮雕、圆雕和帛画上。除了据古埃及奥西里司神庙雕塑绘出的主神衣服的上图外,不妨一见现代人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意见指导下所绘的奥西里司外出时的穿着。除了帽子外,其垂连黼带的衣裳与先秦两汉贵族的服装没有太大的差别。

 

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用以串联佩挂的白底蓝蜻蜓眼玻璃、其它几处战国墓出土的海蓝胎三星纹琉璃、河南洛阳金村的周朝古墓出土的蜻蜓复眼彩珠、江苏省宿迁市汉墓出土的小琉璃珠、新疆轮台公元前八至九世纪的墓葬群出土的彩点珠、安徽当涂越国贵族墓等都出土过蜻蜓眼玻璃、以及河南固始、洛阳中州、山西长治、山东临淄、河南辉县等地出土的战国晚期的玻璃或彩石饰品以及银衣带钩等中,除了一部分来自于西域外;而中国仿制的另一部分,也与古埃及的或与美索不达米亚乃至南欧的产生年代更早的服饰用品与衣裳配件等很相似。显然,古中国的服饰用品中的一部分也受到了上述地区的影响。

        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对汉族人服装的影响方面,还有不少事实。历史上中国人先后向他民族学习,如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代以后披挂和足蹬印度式袈裟与布鞋的汉人生活在大江南北的数千寺院、唐代时妇女喜着西域衣裙、元代汉人以获穿为荣为便的蒙族人的质孙服、清初起汉人改套满人的长袍马褂、民国时政府规定采用欧式大礼服、新中国曾几乎每位男人皆具的中山装则是据日本的西式学生装改变而来,这些故事早已人所周知,已无须具说。惟理应认识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纯粹的汉服;此外,为了适应华夏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产、军事活动及日常生活等,汉族人自己不断地创新、改良、完善汉服的努力是最重要的;所以毫无疑问地,他们的对汉服发展的贡献,自然最大。  

(完)



2018年6月3日星期日

Journalists: Interview with Qian Jian, Professor in History:Nantong, an undervalued important node at maritime silk road. 南通,被低估的海上丝路重要节点——专访历史学教授钱健




(从新华网、人民网等等下载和合并)

Nantong, an undervalued important node at maritime silk road

Interview with Qian Jian, Professor in History


 南通,被低估的海上丝路重要节点  ——专访历史学教授钱健


by reporters Xu Wang and Yao Qinchen

 记者 徐望 姚沁辰      





        


“近代狼山鸡的改良培育,是一个典型的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故事”;“上溯至宋元之际,一个南通人开辟了中国第一条长期稳定的南北向的海运航线”;
    “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青墩文明中部分器物与渡海而来的西亚与北非文明有所关联”……四月初,南通加入由广州、泉州、宁波等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在历史系教授钱健看来,“海丝申遗”理应离不开南通,因为南通在历史上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南通本土文化就有着浓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色彩。“南通与海上丝路联系之多,多到三天三夜说不完。但可惜,这些很少有人知道……”本周,64岁的钱老为记者展开一幅跨越数千年的雄浑画卷,重奏南通航海时代的黄钟大吕。   


向海而生

          记者:钱教授您好,您研究南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已有多久?

     钱健:我从1979年开始对包括此地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感兴趣并开展研究,心得较多。 

记者: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之时,衰落于鸦片战争之后,时间跨度为两千余年。纵览上下两千年,南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始自何时?

钱健:从广义上讲,南通地区的海上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辟。我们从青墩文明遗址发掘出若干陶器,从部分种类形状的生成演变来看,明显受到西亚北非和印度洋沿岸文明的影响。

记者:可否举一两例?

钱健:在青墩人活动区域的一条河道内,当地人曾无意中打捞上一根杂色玉棒。玉棒的一头刻有一个大眼神人面像,这种神人面像与良渚文明神像属同一类型,因为这个神人面像的眼睛上有三道从瞳孔向外放射的条带,只有良渚神像的眼睛是这样的。而良渚神人像保存了完整的头冠,我们分析这正是埃及法老的巾冠。也就是说,青墩神人和海外远方神人有着某种联系。 


          

 


注:因该部分研究尚未完成,玉棒图不便公布。良渚神人头上戴有的巾冠形似埃及的法老巾冠。后者可参考上图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阿门宁赫特三世像。  



 

 

 

此外,青墩人很可能后世所称“东夷人”的祖先源。现代研究显示,东夷语言比西北汉语包含了更多些南岛语系,即马达加斯加岛往东,包括东南亚群岛等远古居民语言的语词与语法。从古代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东夷人在各方面均有别于中原人,他们保留了祖先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语言体系——这与中原文明很不相同,却与海外文化有着某种渊源。

记者:这些文明有没有可能通过陆路而来?

钱健:可能性不大。上古时代陆地交通极为不便,海上联通更为现实。

记者:刚才说的是传入的文明,我们有没有传出的文明?

钱健:有!在新石器晚期。美国科学家于2011年完成的大范围基因检测证明,水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日本稻谷起源中国说得以确认。我们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经海路直接传往日本的可能性最大,成功率最高。王其银先生认为:日本九州北部位于34°N以南,与江淮东部纬度相同,其生态环境也与青墩、龙虬庄基本相同或相似。而日本弥生文化早期遗址如板付、凌罗木等发现的稻作遗存均为偏粳型或粳型稻,这与青墩、龙虬庄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相同。

日本弥生时代是农耕稻作文化,此前的绳纹时代则是渔猎文化。一般认为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意味着日本由原始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

除了考古实物,中日两国还存在着稻谷神话的共性——神体化谷。证据显示,日本神话中鸟是谷神飞来人间的使者,日本民俗显示了鸟起着传送稻谷的作用。(钱健、刘涵所著论文《日本鸟谷神话证明稻作文化源于中国沿海》)  而中国稻作文化发源地的东夷人、百越人等部族都盛持鸟崇拜,例如崇拜句(音同“勾”丨编者注)芒神,《山海经·海外东经》称: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20158月,我们考察了直线距离青墩遗址仅45公里的兴化魏庄,寻访到鸟神庙遗址,采集到从古流传至今的神鸟留谷传说。

     
(日本伊都岐岛海上大鸟居。鸟居建筑是带有神性的鸟歇坐之地,被看作神界之入口丨图片参考来源:钱健、刘涵所著论文《日本鸟谷神话证明稻作文化源于中国沿海》)

记者:我很好奇上古人类如何渡海?搭乘独木舟吗?况且海洋那么大,上古人类有足够的体力划过去吗?


钱健:独木舟渡不了海。一般认为当时人们制作竹木筏渡海,筏上搭所小茅屋,用来存储粮食、淡水等。渡海也不是靠划,而是主要利用季风和洋流。

可以说南通外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季风和洋流之优势。首先,华东海面的季风强烈,冬季偏北风,夏季偏南风;其次,华东外洋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洋流均会流至南通外海,在长江口以东约一百几十公里处形成洋流的回旋中心。有经验的水手可以顺着洋流前往东、南、北等不同方向。

记者:东、南、北可以分别到达什么地方?

钱健:从南通江口出发,向东可达日本长崎、韩国仁川等;向北可达塘沽-通州、辽宁营口,穿过朝鲜海峡或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向南可至浙闽两广、东南亚、印度洋等。

所以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两条,而南通海上丝路却是四通八达。

当然,那个年代渡海的风险极大,我们不得不佩服先民向海而生的勇气。

 
橹声帆影


 记者:就一般意义上的海上丝路而言,南通历史上有哪些与海上丝路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

钱健:有很多,可谓群星璀璨。但限于你的篇幅,我就举几个例子。




(掘港国清寺资料图)



马可·波罗也到过南通。《东方见闻录》流传很广、影响力大些的汉译本为民国翻译家冯承钧所译,他选择了当时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注释的近代法语本作为底本。文中提及长江口北翼的一处地名,据拉丁语生成的法语原文为Tingiu(另有英文本作TunChow,冯氏译作“真州”,今称“仪征”;其他人推测是“泰州”。但我们考证后认为这都是错误的,因为书中讲到此地盛产盐,其港口还聚集很多船舶,而仪征和泰州地区都不具备上述条件,由此看来这个TingiuTunChow)应是古代煮盐业发达、且具备出海港口的“通州”。  

 (马可·波罗着鞑靼服装像)



 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


一是日本的藤原清河,他是一位客死于唐的日本遣唐使,引人注目的是他是圣武天皇的表弟。因其祖上中臣镰足是日本大化革新的功臣,故而家族被皇室赐姓“藤原”并世代为皇亲。(中臣镰足即藤原氏始祖,藤原也与源、平、橘并列为日本四大姓丨编者注)

我们考证认为,当时取道扬州沿运河北上的遣唐使团,多经南通境登陆。751年,藤原清河第一次应其表妹——孝谦天皇派遣,率领约50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时,应是经南通境登陆休憩后,沿长江北上扬州,再进入大运河直抵长安。

两年后,藤原清河带着滞留大唐38年之久、大名鼎鼎的阿倍仲麻吕返回日本。曾数次渡海失败的鉴真和尚,也应藤原盛邀,随着他们的使团一起东渡日本。鉴真随日本副使的使船航近日本时被暴风雨先后吹至其屋久岛和萨摩国的秋目海岸而被获救,以后成了名垂青史的推动文化交流的使者。然而,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所在的正使大船突遭怪风袭击,船舵被风浪打坏,大船竟漂泊南下千里,而直到安南驩州(“驩”音同“欢”,今越南北部丨编者注)。他们在驩州遭到当地土人的袭击,船员大多遇害,清河和仲麻吕等人仅以身免且被扣押。后清河等遇到熟昆仑(即接受中华文化影响,一定程度汉化的东南亚黑人。唐末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有提及“昆仑奴”丨编者注),托其带信往大唐。大唐朝廷随即命安南将他们送回长安,此后二人终生未再归国。 


(遣唐使海上漂泊图)

 



759年,日本的淳仁天皇特派“迎藤原清河使”来华,阻于渤海国而返。777年七月,日本光仁天皇再派遣使团来华。使团的全部四船都在今属南通北境的海陵县着陆。在通境休息了一个多月以等待大唐朝廷批准前。八月底到扬州后才辗转获知藤原清河已在前一年去世。翌年,已受唐帝接见的使臣带藤原清河的20岁左右的中日混血的女儿喜娘离长安向南,仍沿来路而在扬州境乘船返回日本。在大海上其船被风浪打断,喜娘和众人依附船的尾段而浮沉不定。大家六天未得任何水米;侥幸漂着天草郡的西仲岛才得以获救。我在《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一书中对此有所论证,见于上卷的《阿倍仲麻吕行年考》和《藤原清河行年考》。

另一位是被尊为“东国儒宗”的朝鲜人崔致远。他是朝鲜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先在大唐入仕,官至三品,是新罗历届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

崔致远流传后世的唯一著作《桂苑笔耕集》,系其在扬州宦游期间编著。那时南通尚未建城(南通建城于后周显德三年丨编者注)而属扬州府下辖。崔致远往来临江傍海的南通之地巡察,不足为奇。



    (崔致远像,位于扬州崔致远纪念馆)     



更直接的证据是《桂苑笔耕集》中最后一首诗——《题海门兰若柳》,该诗也是崔致远在中国写的最后一首诗,作于返回新罗之时。我们考证认为,这里的“海门”就是如今的海门,当然只是相当于后来沉入海中又浮出的海门。有人质疑那时南通尚未建城,海门更无从谈起,但我们认为此处“海门”意为“入海之门”,崔致远最可能的入海口即在今日海门附近,而地域命名常常是民间先有该称谓,而后官方直接以命名(海门建城于后周显德五年,距崔致远归国后近七十余年丨编者注)《题海门兰若柳》是一首七言绝句:“广陵城畔别蛾眉,岂料相逢在海涯。只恐观音菩萨惜,临行不敢折纤枝。”我们考证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崔致远为等季风出海,投宿于海门地区一家寺庙时所作的题咏诗。


所以,此处“兰若”二字应为佛教中的“寺庙”之意,所以这里的“若”字应是音同“惹”,“兰若柳”意为“寺庙前的柳树”,而非望文生义的“兰花像柳”,更不是有人附会的“有个叫兰若柳的女子”。

记者:刚才说的都是外来人士,本土可有过代表人物和事件?

钱健:首推东汉末年的吕岱。公元226年,原由汉王朝任命、续为东吴交州刺史的吕岱督兵三千至交趾(今越南)平叛成功。同年,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将康泰出使扶南(古代中南半岛上的王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当今柬埔寨全部国土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丨编者注。)等海外各国。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官方使团出使东南亚迤西诸国,朱应和康泰回国后分别记述了所探行的海上航线。康泰记录了前往中天竺(印度)的航道,朱应则记载了从印度洋到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程。

可以说,吕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吕岱的外交行动可与西汉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功绩媲美。

我在与康爱华先生合著的论文《吕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归葬》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

 
(吕岱画像)


其次是朱清。此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贡献很大。他生于通州小姚沙(今海门东南地区与启东交界处),是宋元之交的一个海枭,熟悉南北海道及诸岛门户,史载其“备知海道曲折……往来若风与鬼”。南宋末年他被朝廷招安为防海义民,但不久就投靠蒙元成为管军千户,可以说很没有节操了……

         (朱清画像)      
   

记者:(笑)不奇怪!蔡伦等一些大家的人品同样不敢恭维。

钱健:是的。后来蒙元统帅伯颜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欲将南宋皇家图籍和仪仗礼器等运回大都(今北京)。走陆路多有不便,于是朱清自告奋勇,取海道经通州的江海沙洲成功运至大都。蒙元坐定江山后,此时的大运河日渐隘浅,不容大舟,南方的粮食不易运到北方。伯颜便向忽必烈推荐朱清,建议海运漕粮。获准后的当年八月,朱清和张暄试造平底沙船60余艘,当年十二月即运粮四万六千余石至京师。



 

 (沙船示意图)




 从此元廷便命朱清和张暄用海运替代河运,后来每年能运八十万石,不仅满足了大都的粮食需求,连北方边防的军粮也一并解决。可以说,朱清开辟了中国第一条长期稳定的南北方向海运航线。

朱清遭人构陷后自戕于狱中其继任者殷明略将朱清开辟的航线开拓到外海。有什么好处呢?朱清航线主要靠季风航行,从南至北需十来天,而殷明略航线利用洋流,顺利时,只需两天即可过山东成山角而进入渤海湾。
    朱清的冤情被平反后,其儿子朱虎继承父业,继续领导海上漕运;还奉命领水军远至交趾。他在积勋为都元帅后又率船队使琉球。    
到了清,海门出了一位近代大科学家——黄伯禄神父。他较早地系统吸收了沿海上丝路东传的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研究,并把中国科学家的成就通过海上丝路再传回欧洲。黄伯禄一生用中文、法文、拉丁文写了不少著作。其中最耀眼的当属他带领两位法国科学家用法文编写的《中国地震年表》。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录人类文明史以来地震情况的著作,为科学地研究地震发生规律周期、区域等提供了宝贵依据。黄伯禄还曾指导法国科学家研究太阳黑子运动,并第一次把欧洲式的会计制度译介来中国。因为他的诸多成就,法兰西学院两度授予他“孺莲奖”(亦作儒莲奖丨编者注),这个奖在很长时期内是世界汉学界的最高奖项。张謇也是与海上丝路交往甚密的人物,其“渔权即海权”思想、开展国际航运活动等,学者已有研究,媒体报道也较多,在此不再赘述。2012年,由张謇创办的上海海洋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啬翁嫡孙张绪武先生为该校题词“渔权即海权”,以反映和纪念张謇的海权思想。)


 



舶来文明

 

记者:海上丝绸之路除了商贸往来,还有很多文化交流。南通地方文化中是否有经海上丝路传来的外来基因?

钱健:可以这么说,南通作为一座滨海城市,人们吃的、穿的、用的、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多经海上丝路传来的异域基因。

记者:我们先从非物质类的谈起吧。

钱健:语言方面,地方先民的语言中含有南岛语系特点的这个问题前面讲过。

信仰与宗教方面,来自印度的林伽耶特崇拜,来自次大陆印度河口等地的杀魔信仰,源于伊朗的匿斯祁教等,均在南通民间流传过。

 ( 跳马伕表演资料图)

 

比如如东传统祭神舞蹈——跳马伕。我们认为,跳马伕是海上丝路文化融合的遗产,其外来文化成分甚至大于本土文化的。  


记者:南通境内有没有海上丝路传入的文物遗存?

钱健:有很多,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我们都见过却不知道的遗存。

首先是狼山广教寺,这是连接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广教寺奉祀的开山祖师是泗州僧伽,僧伽本人是从西域贵霜匿国即何国经陆上丝绸之路入唐的;而其像和对他的大圣崇拜则再沿海上丝路,继续东传日本。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等、宋代的日本僧人成寻等等都曾来华礼拜过僧伽大师的各处遗迹,还都把僧伽大师的肖像、传记、经书等带回日本。僧伽大圣崇拜遂成了日本佛教的构成之一。一些地方和日本方面还称僧伽是兼管东海的大圣,能使宝船载人,免死沉溺。看来有点像海上丝路的保护神了。直到今天,保存在日本的狼山之僧伽大圣的经书等,远比在中国的完整。

(狼山广教寺)



     再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天宁寺。其大雄之殿内有六根大木柱,其制式是12瓣瓜楞柱,这是一种柱面有几道至十几道突出而垂直的、近乎半圆的楞条立柱(见下图)




(天宁寺)
 
这种瓜楞柱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很罕见,且多采用于中国东南沿海少数地区。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柱型不是中国本土产物,而是渊源自罗马帝国的“束柱”。


 

(罗马帝国时期的束柱形式在后世的教堂里多见)

为什么南通地区会出现罗马文化的遗留?那是因为宋朝是中国着力开展海外贸易的时代,在扬州设有市舶司,南通当时称作胡逗州,是西域来船经海路进入市舶司之前须在长江口晒货、休憩和打听前方形势的停留之地;也是下海归国的胡人补充淡水、祈神、等候季风的最佳地点之一。所以罗马束柱出现在南通的庙宇里就不奇

这里说句题外话,罗马束柱更广为人知的是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法西斯束棒”,法西斯是拉丁语中“团结”一词fasces的音译。后来墨索里尼创立的法西斯主义影响了希特勒等战争狂人,直至给人类带来浩劫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记者:与老百姓日常吃穿用度有关的舶来文明有哪些?
钱健:就拿食物举例吧。南通人的餐桌上有多源于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世界等地的食物,比如百合、西红柿、洋生姜、荷兰薄荷等。


比如海门香芋,中国本来不产此物的,哪儿来的?原产地是南美,由西班牙人带回欧洲,再由法国、比利时等国传教士带来,遂成海门特产。

还有一些近代欧洲传来与本地特产杂交改良后的食物。

比如狼山鸡。本来狼山鸡就是如东境内的古老优良品种,后被英国水手带上海船在回国的途中吃,没吃得完的送到英国农村饲养;然后再带一批上海船在来华的路上吃,没吃得完的又在南通等地饲养。后来德国人、法国人等也来购鸡以交换配育……这样数经来去,狼山鸡体格越发健壮,肉质越发美味。

所以别看小小的狼山鸡,它可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典型代表。

 
(狼山鸡)



 

梦想惟新

 

记者:对于南通加入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联盟,您怎么看?

钱健:这是很有必要的,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理应离不开南通,南通也应为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做出贡献。

记者:相比广州、泉州、宁波这些“海丝名城”,人们可以如数家珍列举出很多史实。但南通与海上丝路的关联,若不是您总结了这么多,我们很多人都不甚了了。南通在海上丝路的历史地位是不是被低估了?

钱健:是被低估了,甚至可以说被忽略了。

记者:问题出在哪儿?

钱健:我认为是南通人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因而很难见诸正史;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对这方面历史的发掘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都在说江海文化,但其中的“海洋文化”这一块的整理还很欠缺。所以今天我们有责任发掘和重新认识南通,拾起南通“海洋文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

记者:您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钱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做的有很多。就眼下而言,我提议重点保护以下二十项海上丝路历史遗存(包括若干需恢复、建的。以后可继续增加要保护的遗存。):

  1. 如皋林梓吕岱墓;
  2. 如皋南境蒲西出土的唐船;
  3. 如东国清寺;
  4. 狼山广教寺;
  5. 天宁寺内南宋时传入形制的罗马束柱;
  6. 狼山西侧通济闸故地;
  7. 大庆路南等处的天后宫等;
  8. 几处古代兼作地标灯塔的望海墩;
  9. 几处高大的古树,如吕四的灵眼树、如东的蓬蓬树等;
  10. 少许几处民间石刻;
  11. 几处巡检司和海关,如海门常关等;
  12. 保留一批古旧的大型或巨型沙船;
  13. 收集一批航海文物;
  14. 几种航海世家的家谱;
  15. 复建印度古祭坛;
  16. 复建若干人物活动处与故居;
  17. 复建南通城区宁波门与尉迟宝琳的镇海碑等;
  18. 建圆仁登唐处;
  19. 建藤原清河女儿喜娘辞唐处;
  20. 建崔致远望归处。


记者手记:钱老印象

 

钱老今年六十有四,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这或许与其长期超负荷工作有关。接到记者采访邀请电话的那天,钱老表示当日教研任务较多,争取后半夜或凌晨起来整理一些线索以备次日受访之需。

钱老长期超负荷工作是在研究什么?记者手里有本《钱健已经或将要完成而拟备出版的专著的内容纲目及若干说明的汇编》,该书采用A4纸规格,共290页。换句话说,仅他研究课题的目录,就足足需要290页的A4纸方能收全。

翻开这本“目录集”,记者感到一丝震惊,其涉猎之广,成果之多,超乎想象。而且,其研究不是人云亦云,他在对象、材料、方法、途径、意见、结论等方面均力求创新。


看看他的研究领域吧:文学、艺术、宗教、文献、科技文化等的中外交流史;中国先秦两汉及唐代的部分诗文;少量中外文学作品等的比较研究;李渔、金泽荣、张謇、蒋希曾等人物及其著作;中国史……

学贯中西,这四个字安在钱老身上不足为过。在采访过程中,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美术工艺、百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甚至英语、法语、拉丁语等,他都信手拈来。就连他的别号“羽离子”,也出自古印度哲学中的“彼岸思想”,即化而为鸟,飞离此岸,终抵彼岸。

钱老治学之严谨同样令人叹服。采访过程中,他曾接到一个电话,记者听到他对着电话那头说起所喜爱的两个学生,一个的论文改了17遍,另一个的改了16遍。(遂分别获校优和院优荣誉)电话挂断后,面对略显惊讶的记者,他淡淡地说:“论文改9遍就能过的学生便是天才。”

采访过程中,钱老为方便记者理解,凭着记忆手绘南通外海洋流路线图,在记者看来这幅本是粗线条仅供参考的示意图,他却仅因朝鲜半岛的位置稍有偏差,而反复修改了数次。

不要因此以为他是个不近人情的怪老头,相反他时不时会爆出几句冷幽默。比如他在谈及朱清之时,对其操守颇有戏谑,当把人逗得前俯后仰时,他的眼神竟闪烁出几分顽童的得意。讲到忘我处,他竟对着记者脱口而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还极富自嘲精神,比如他那实用面积仅五十平米左右,却堆满书籍的家。他自称蜗居在“螺蛳壳”里,对家中堆满书籍一事,不仅没有汗牛充栋的炫耀感,反而解释为“书太多,要找书太困难,不如再买新书,这样书又更多,如此循环往复,我在家中几无立锥之地……”。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钱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烟海中为记者拎出一条相对明朗的脉络,但他反复强调:太零碎了,而且很多研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钱老说他对南通与海上丝路的历史研究未成体系深感为憾,更为世人尤其是南通人对此知之甚少感到痛心。他不时流露出一种紧迫感,他也曾说,“我常常以为,我的人生似乎只剩下最后三天时间,我要抓紧在这宝贵的几天里做完一些更要紧的工作”。

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如今南通已经加入海上丝路保护和申遗联盟,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海上丝路考古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愈显突出。我们期待不久之将来能 有若干南通与海上丝路研究的专著问世,更期待南通在新时代的广袤海洋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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